2017年3月14日 星期二

18世紀——紳士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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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紀的歐洲及北美的戰爭中,紳士風度被發揚到了極致,作戰的雙方既可以你死我活地搏殺,也可以心平氣和地侃侃而談。

 
線性戰術
當時歐洲軍隊作戰方式,即排成所謂直線隊形,而向對方釋放排搶。 這種隊形的最大優勢就是在於可以大規模發揮步槍的火力。 在那個年代,由於技術的限制,無法做到連續地發射火器。 當時在歐洲步槍發射頻率最快的部隊是普魯士的陸軍,可是一名訓練有素的普軍士兵仍需要長達20秒的裝彈時間。 基於這種理由,個人的火力是極為有限的,而只有發揮集體齊射的效力才可能大規模地消滅對手。 線形戰術也就孕育而生了。
所謂的線形戰術也並不是鐵板一塊,上萬人毫無間隔地排出個一字長蛇陣。 而是由各個小的線形橫隊而組成的。 這種組織利於進行有效的指揮與調度。 基本上為十人組成一個橫隊進行活動。 而後世所謂“班”這個編制也是由此而來的。 騎馬的人為指揮官,而且是較為高級的校級以上指揮官。 原則上尉級軍官是和士兵一起在戰場上步行來進行指揮的。
交戰雙方開火時的距離極近。 一般而言,都在15米至30米之間,最遠不會超過40米。 武器的火力射程決定了這一點,當時的前發式步槍的最大射程不超過70公尺,處於射擊準確的考慮這一距離就更加近了。 所以,雙方實際交火距離及其接近,幾乎是“可以瞅見對方臉上的雀斑”。
一般而言總是較弱的一方先開火。 首先是因為較強的一方總是想顯現出自己的紳士風度作出禮讓。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軍隊素質較高的一方,往往可以維持較好軍紀從而在敵方的火力下保持住隊形推進至更好的射擊距離再釋放排搶。 隨後在敵人第一次排搶後裝彈時刻,再釋放火力。 這種的打擊往往會更有效率。
在第一列人開火後,其後第二列的人馬上就會跟上繼續發射,形成較為連續的火力。 但是,這必須是在有著較多兵力的前提下。 因為發射縱深的加強將會以戰線縮短作為代價,戰線縮短的最大弱點就是在於容易受到騎兵的側翼襲擊。

 
軍樂隊
凡是看過有關那個時代戰爭電影的想來都會發現兩軍交戰,總有軍樂隊相伴左右。 作為現代人似乎很難理解在血雨腥風的戰場上,怎麼還要找一幫人來吹拉彈唱? 在那個時候,幾乎各個歐洲國家的部隊幾乎全部配備軍樂隊,基本上的編制是每個連隊配屬3名鼓手或是笛手。 實際上,作為軍樂隊的首要任務是替指揮官傳遞作戰信號和指示。 當時作戰,可沒有什麼“無線電”之類的好東西,對士兵在戰場進行大範圍的命令十分困難。 相較而言,依靠鼓手們來敲出作戰信號就變得十分方便可行了。 換言之,不同的軍樂也就像徵著不同作戰命令。 再者,18世紀的戰鬥所採取的最常見隊型既所謂“線形戰術”,這有利於發揮大規模排槍齊射的威力,但同時也要求是並行軍時的步調一致劃一,如此樂手就可以讓士兵們根據他們樂曲的節奏來掌握自己的步伐,維持戰線的隊形。 在戰場,有著這麼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就是作戰雙方都應不主動地向對方的軍樂手攻擊,凡是主動對軍樂手襲擊的一方往往會被輿論斥為“卑鄙的小人”。


軍官
至於軍官在那時也就像類似的“優惠”政策,既射擊一方不應把對方指揮官作為瞄準目標。 一個標準18世紀的歐洲步兵連的編制為,一名上尉,一或兩名中尉,一或兩名少尉,5名下士和3名樂手及140名列兵。 準尉以上均被視為軍官。 最明顯的識別就是,軍官一般手裡都會拿著一把長矛,以作為指揮之用。
當然這種規矩並不是人人都會遵守的。 在美國獨立戰爭時,被英國視為鄉巴佬的美國軍隊幾乎每次都在戰場上首先射擊軍官。 英軍司令考瓦立不止一次地對此大加抱怨。 有一次他對一位前來與他談判戰俘交換的美國軍官如此說到:“如您所知,在文明戰鬥中,我們不應該顯示出不合時宜的敵意。我的上校先生,想像一下,雙方群龍無首地混戰一氣,是多遭的事啊。這應該有軍官,真正的紳士來指揮與控制。在適當的時候,控制士兵們的行動。”
類似的趣事還有很多,最出奇的一次是在七年戰爭的一次。 法軍在路易十五的指揮下,迎戰在荷蘭登陸的英軍。 戰役開始後,雙方以標準的線形隊形對進,在進到30碼時,英軍停止了步伐。 英軍指揮官突然對法軍喊話道:“法國的紳士們,請你們先開槍!”指揮法軍的是拉巴杜耶男爵,他馬上回應到“英國的紳士們,請你們先開槍,我們法國人將會屹立在這裡。”隨後,雙方又是一陣禮讓,大約就這樣耗了半個小時。 最後,英國人實在退讓不過,終於是發射了第一次排槍。 而法國人為自己的紳士風度付出的代價是,在英國人的頭次排槍後,倒下了500多人。 


 
刺刀
在頭幾回的排搶後,對指揮官來說就有了兩個選擇,一是繼續與敵軍對射直到一方戰線崩潰,二則是發動衝鋒以刺刀進行白刃戰。 在18世紀,各國對此的看法都不太統一。 俄國人深信刺刀的威力,著名的俄國將領蘇沃洛夫就不止一次地說過,“刺刀遠勝過子彈”。 大凡有俄國人的戰役總是會見到黑壓壓的俄軍們端著刺刀向敵人衝鋒,即所謂的“典型俄國式的300碼刺刀衝鋒”。 如果他們能夠挺過敵軍火力阻擊,俄國人的刺刀戰術的的確確是夠對方受的。 俄羅斯的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初的日俄戰爭。
而普魯士的想法則與之截然不同。 菲特烈二世在年輕的時候一度也很迷信於刺刀,但在第一次西里西亞戰爭後,他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大轉彎,轉而全力發揮槍砲的威力。 他說過這麼一句話,“現在我不生活在中世紀,為什麼還要再耍刀弄劍的呢?”之後的戰役中,普軍就幾乎從來沒有主動發動過刺刀衝鋒。 普軍也就因此練就了一副過硬的射擊本事。 當時一個普軍營的開火效率幾乎比任何其他歐洲部隊高過三倍,如同一個活動的砲兵連。

 

最後想提一下的是關於當時的火砲,當時的火砲發射的彈丸有三種。 一是實心彈,等於就是一顆大鐵球。 記得在明朝袁崇煥守寧遠城時每次發射實心彈,對於排成縱隊攻城的清兵,都是“血渠一片”。 二是榴彈,就是可以炸裂的砲彈。 內部中空,有裝藥,利用爆炸後的破片殺傷對方。 同樣是在寧远战役,明軍利用歐洲先進的長管加農炮(在英國叫“長炮Long Cannon”,在明朝叫“紅夷大砲”)裝配榴彈(明朝叫“開花彈”)發射,在努爾哈赤的營地附近爆炸從而擊傷他。 由於當時沒有外科手術,在他體內的彈片無法清理乾淨,於是不久後努爾哈赤就由於傷口感染生出濃瘡而亡。 第三種是所謂的跳彈,即可以射在地上後,再利用裝藥爆破釋放出小彈丸反彈攻擊的砲彈。 最後就是被叫做“葡萄彈”的散彈,顧名思義,其彈丸像一串葡萄一樣有很多顆,是一大堆小鐵球。 在明朝時的自製火砲——虎蹲炮就是使用葡萄彈的。
 
砲兵總體而言,在19世紀以前,所佔的軍隊比例並不高,屬於火力支援部隊,其重要性遠不及拿破崙時代。 在多數國家為2%到4%左右,只有當時的普魯士比例達到了8%,還率先創建了騎砲兵。


16世紀,舊式的步兵方陣逐漸讓位給更能有效發揮火力的線式隊形,為了讓更多的槍在一個正面上開火,整個步兵陣列的縱深被壓縮到了只有幾個人。 此外,火繩槍為了要給火繩留出距離,並排的兩名士兵不可能挨得很近(至少1米),但燧發槍兵卻可以緊密地排列著,然後在橫向上很長很長地延展開來……冷兵器以來的戰爭樣式徹底改觀了。 戰場上的火線從此更加密集,而且燧發槍的快速裝填速度也使得燧發槍兵隊列得以保持很小的縱深,只有3-4列而已;按照古斯塔夫的做法,瑞典火槍兵被要求進行“雷霆般的齊射”,也就是追求單次射擊的震撼力和威力;而歐洲軍隊像織田軍在長篠所用的三段擊一樣打出連綿不斷的彈雨,最早的記錄是英國內戰時,1746年的克洛登(Culloden)會戰,比長篠晚了約170年。 18世紀中葉在菲特列大帝操練下的普魯士軍隊能夠用燧發槍達到每分鐘5發的射速,被認為是(事實上也是)相當了不起的,但那更多地是建立在普魯士式的非人操練的基礎上。 諸位在軍訓時曬著太陽,辛苦萬分地走的隊列,最早就能追述到那時候,但是對18世紀的火槍兵來說這種機械式的操典是必要的。

17到18世紀歐洲標準的步兵衝突,是雙方的部隊排成兩三列,最多五列的隊列,而整個陣列的寬度延伸好幾里地,兩條人線互相推進到100米左右的距離開始對射。 貫穿始終的理念其實就是,盡量在正面集中更多、更密集的火力。 但是,編成這種“線式隊形”前進的部隊,行動非常遲緩,因為在行軍中隊形的每一個部分都必須保持在固定的位置上,這樣展開戰鬥的時候才能保證線式隊形的完整。 這樣的一支軍隊無論要完成什麼機動,都必須全軍一起動才行,而在行軍中隊列的任何地方出現混亂,都必然影響整個軍隊的戰鬥力——可在野外機動的時候,混亂是不可避免的,這樣一支部隊中的步兵,幾乎不可能向敵方展開進攻,除非敵方也在向自己進攻。

 
18世紀戰術和編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使用了燧發槍和刺刀的緣故。 這就要求部隊在教練場上進行刻苦的訓練,並執行嚴格的紀律。 燧發槍裝換彈藥需要化費一定的時間,作戰編隊的縱深厚度取決於裝換彈藥這一因素。 由於兵器的精確度不高,因此,不得不採取齊射的方式。 一排排士兵按照命令統一進行射擊。 操練的目的之一是要訓練士兵齊步前進,協調一致地進行射擊,並能迅速裝彈。 由於作戰編隊採取了很長的橫隊,因此對作戰地形和氣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丘陵、山坡、沼澤和村莊都會破壞整齊的編隊,雨天會使彈藥受潮,不烘乾就毫無用處。
有趣的是,當人們普遍把燧發槍稱為滑膛槍的時候,使用它的士兵卻總是被稱為燧發槍士兵。 到1700年時,燧發槍兵實際上已經取代了過去的滑膛槍兵。 雖然燧發槍兵還攜帶著一把劍,可他的穿著並不像以前那樣笨拙。 他用的燧發槍,或稱為燧發滑膛槍,要比火繩滑膛槍更輕更靈便。 槍的口徑變小了,彈丸的重量為18分之1磅或18至20分之1磅,而不是原先的12分之1磅。

18世紀的戰爭衝突範圍有限,打得也比較正規,這主要取決於當時的社會和經濟狀況。 戰爭的費用大大增加,空前龐大的軍隊需要衣、食、住和武器裝備。 沒有一位君主希望或者敢於承擔“三十年戰爭”給經濟和社會造成的破壞性後果,因此民用經濟才最大限度地避開了嚴酷戰爭的影響。 軍隊及其將領不得依靠鄉村供養,即使在敵國的土地上也是如此。 供應物資及武器裝備均存放在設防的倉庫裡,部隊士兵要住在兵營裡,打仗時則住在他們自己的營地,不允許外出掠奪百姓。
當時,所有軍隊裡都有相當一部分外國人,他們是否忠於所服務的軍隊是值得懷疑的。 他們打仗是為了錢,不是為了什麼事業,當然不會打算為此而賣命。 本國軍士兵通常是些社會渣滓,用徵募方式被迫應徵入伍,對軍隊也沒有什麼感情可言。 只要有一絲機會,軍隊就可能分崩離析。 要把這樣一些人組成一支能夠作戰的部隊,必須要有嚴厲的強制性的命令,嚴肅的軍紀,正規的教育和長期的訓練。 士兵的一切行動必須完全服從作戰指揮,在當時密集的作戰隊形中不希望也不可能有什麼個人的意志和主觀能動性。


 
18世紀的戰爭是按照明確而詳細的作戰原則來打的。 由於敵對雙方都要尋找適合於他們各自軍事體制的設防兵營和倉庫的有利陣地,因此作戰的目標不是為了打一仗,而是在於實施部隊的機動。 戰爭是在王朝統治者之間進行的。 戰爭的目的局限於為了奪得一個省份,或者調整一下邊界,或者取得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或者為了爭取一些王室成員的權益,因而衝突的範圍也是有限的。 倘若把對方完全消滅,則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戰爭也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進行的。 在某種程度上,由於當時軍隊所採用的兵器和戰術的緣故,因此他們總是千方百計避免打對陣戰,因為這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燧發槍是一種比火繩槍更複雜更昂貴的兵器,每一支槍都必須按照標準尺寸精心製造,才能裝得上用環套固定的刺刀。 由於軍隊日益強調作戰的火力,因此在槍砲和彈藥上化費的錢越來越多。 整個歐洲到處都在加緊生產製造黑火藥的硝酸鉀。 所用的士兵、材料和工人越多,意味著產品的成本也更高。

18世紀初,由於採用了刻板的線式戰術,因此正規步兵的作用也變得拘泥而缺乏靈活性。 在步兵營佔領戰鬥陣地這段相當長的時間裡,他們很容易遭到敵人的襲擊,因此必須對他們實施掩護。 另外,後勤補給倉庫和運輸部隊也會受到敵人的進攻而應加以保衛。 為了實施這些掩護和保衛任務,1740年後,在歐洲軍隊中再次使用了輕裝部隊。 他們主要是步兵,還有一些輕騎兵“軍團”。 除上述任務外,他們也負責進攻敵人的交通線,捕捉俘虜。 後來,他們的主要任務又改為在主要戰線的前方或側翼對敵人進行騷擾並掩護自己的作戰部隊。 也就是說,他們擔負了亞歷山大大帝時期的輕步兵的任務。

 
經過兩個多世紀的試驗和實踐,此時的步兵火力在作戰中變得最為重要,而突擊衝鋒則退到了第二位。 當然長矛的淘汰所引起戰鬥力的削弱被刺刀的啟用所彌補了。 但放棄重型密集的長矛突擊對作戰還是有所損失的。 燧發槍兵的線式隊形沒有方陣隊形那樣強大的進攻性、衝擊力和防禦能力。 防禦工事和塹壕設施提供了18世紀作戰所需要的防護作用,它們不僅可以用來阻止敵人騎兵的進攻,也能對付敵人炮火的襲擊。 不過,構築這些設施的費用很大。 總之,18世紀戰爭的特點是:打法固定,陣地戰多,目標有限,原則死板,墨守成規,優柔寡斷。

18世紀50年代,英國在美國服務的一些正規營在特定情況下組建了一些輕裝連。 在此以前,英國軍隊一直沒有輕裝部隊。 1753年英國在孟農加希拉戰役中布拉多克一仗的失敗,使得他們不得不改變刻板的歐洲線式作戰隊形,充分發揮在野外戰鬥中士兵的主觀能動性。 為此,英國軍隊作了大量嘗試,在每個步兵團內,建立一個“輕裝”連,該連通常由營負責派遣,從事掩護部隊前進或其他特殊使命。 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英國人的做法是把輕裝連從團里分出來,組成臨時性的作戰部隊。 另外,手榴彈連(也是每團一個連,不跟手榴彈警備團混同)也跟團分開,並在作戰時組成特別部隊。

 
長矛兵從戰場上消失,並不標誌著這種類型步兵功能的完結。 因為就在這個時候,投彈兵又問世了。 手榴彈(一種圓形炸彈,它有一根不長的能夠很快燃燒的導火線,在投擲前的一瞬間進行點火)在“三十年戰爭”中已經得到了廣泛的使用。 1670年法國軍隊在杜勞埃團裡建立了一個手榴彈獨立連,不久到處進行了推廣。 手榴彈連的士兵是專門挑選的,個個身材高大,體格健壯,這樣才能擲得動重達三磅或三磅以上的手榴彈。 除了手榴彈外他們還配備了標準的燧發槍和刺刀。 後來,由於手榴彈效果不夠理想,因而停止了使用。 但手榴彈兵仍保留著,專門負責特別艱鉅的任務。 手榴彈兵實際上變成了燧發槍兵。 不過,他們通常是些更優秀更可靠的士兵


腓特烈大帝對整個歐洲的軍事思想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當時的許多軍事家競相仿效他的作戰體制。 大量外國軍官雲集於波茨坦,以求親眼目睹並領教普魯士軍隊複雜的作戰調遣方法,然後回國同樣訓練自己的軍隊。 腓特烈把線式戰術體制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水平,幾乎無人可與他的成就相比擬,超過他的人更是寥若晨星了。 倘若不是腓特烈這樣的一代雄才,根本不可能取得如此驚人的成功。 當時西班牙和俄國都曾採用過他的軍事體制,但是未能造就出一支舉世驚嘆的軍隊。 腓特烈死後,這種體製本應對他的後繼者大有裨益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在後來的四分之一世紀裡,再也沒有人認真運用過這種體制,可是世人對它的讚美之聲卻仍在迴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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