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對這數據表示深度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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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个回答
被日報轉載了。 聲明一下:除了日報之外,其他人要轉載請給我留個言,然後註明出處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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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流傳甚廣的謠言。
不過看到知乎上兩位歷史學和經濟學大V居然也在爭論這個問題@溫義飛 @經略幽燕我童貫 ,我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下。
幾乎每一個講宋代GDP佔全世界60%的文章,都會引用著名歷史經濟學家Angus Maddison的數據作為佐證。 然而Maddison的原文裡明確有寫,公元1000年,宋代GDP佔全世界的22.7%。 而且他也明確指出,這個數據是他猜的。 他的原話是“guesstimate”。 那麼為什麼會有宋代GDP佔世界60%的言之鑿鑿的謠言出現呢? 原因在下圖:
該圖節選自Maddison的著作,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可以看到公元1000年,宋代GDP估計量為26500M國際美元,世界GDP116790M國際美元,宋代大約佔不到23%左右。
之所以會誤傳成60%,是因為上圖綠色圈中有一個數據,叫亞洲GDP(除去日本)。 這個數據剛好是世界GDP的60%。
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誤會,我覺得原因很簡單,因為Maddison在這部300多頁的著作中,中國GDP的數據僅僅在這張附錄圖表中出現了一次,之後也沒見哪個經濟學家引用過這個數據。 而亞洲GDP(除去日本)這個數據在論文中出現了不下幾十次。 而之後的經濟學家再引用這本書的時候,也有過引用。 最早傳謠言的人估計覺得,亞洲除去日本大概就剩中國了吧,然後就把這個當成了中國的數據。
實際上,宋代GDP佔世界GDP總量22.7%也非常扯淡,根本不能採信。 因為Maddison本人也缺乏數據。 這也是為什麼Maddison雖然算出了這麼一個數,但是在整部著作裡只提了一次,因為他自己都不相信。 這個數據怎麼得來的,在他的一篇論文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有寫。
我大概概括一下。 意思就是1500年前的農業時代GDP主要靠農業產出,工業服務業比值很小且固定,世界各國的經濟結構都差不多。 然後Maddison對比了下史料,發現中國宋代的農業技術和畝產比歐洲強一點,商品經濟也強一點。 以前已經有人研究過歐洲和平時期農業社會人均GDP大概是500國際美金,然後他估計中國大概比歐洲強個20%吧就是600美金。 然後再乘以人口。 最後再通過1820年世界GDP數據,除以一個恆定增長率(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0-0.1%,我有印象但是想不起那篇論文叫什麼了)倒推調整一下,然後就整出來了。 之所以做這個調整,是因為Maddison是個原教旨主義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相信技術進步率恆定的情況下,GDP長期看是個平滑的指數增長,短期危機後一定有恢復性反彈。 這個和現代經濟增長數據擬合很好,但是用在古代GDP估計上完全沒有依據。 說實話Maddison本人文章重點根本不是這個,他就是隨口一說,根本沒有拿這個數據做證據的意思,不能聽風就是雨。
So,我覺得可以終結這個問題了。
補一張圖,注意是guesstimate不是estimate:
引用:
Maddison, A. (2007).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 Academic Foundation.
Maddison, A. (2007).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Edition, De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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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流傳甚廣的謠言。
不過看到知乎上兩位歷史學和經濟學大V居然也在爭論這個問題@溫義飛 @經略幽燕我童貫 ,我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下。
幾乎每一個講宋代GDP佔全世界60%的文章,都會引用著名歷史經濟學家Angus Maddison的數據作為佐證。 然而Maddison的原文裡明確有寫,公元1000年,宋代GDP佔全世界的22.7%。 而且他也明確指出,這個數據是他猜的。 他的原話是“guesstimate”。 那麼為什麼會有宋代GDP佔世界60%的言之鑿鑿的謠言出現呢? 原因在下圖:
該圖節選自Maddison的著作,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可以看到公元1000年,宋代GDP估計量為26500M國際美元,世界GDP116790M國際美元,宋代大約佔不到23%左右。
之所以會誤傳成60%,是因為上圖綠色圈中有一個數據,叫亞洲GDP(除去日本)。 這個數據剛好是世界GDP的60%。
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誤會,我覺得原因很簡單,因為Maddison在這部300多頁的著作中,中國GDP的數據僅僅在這張附錄圖表中出現了一次,之後也沒見哪個經濟學家引用過這個數據。 而亞洲GDP(除去日本)這個數據在論文中出現了不下幾十次。 而之後的經濟學家再引用這本書的時候,也有過引用。 最早傳謠言的人估計覺得,亞洲除去日本大概就剩中國了吧,然後就把這個當成了中國的數據。
實際上,宋代GDP佔世界GDP總量22.7%也非常扯淡,根本不能採信。 因為Maddison本人也缺乏數據。 這也是為什麼Maddison雖然算出了這麼一個數,但是在整部著作裡只提了一次,因為他自己都不相信。 這個數據怎麼得來的,在他的一篇論文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有寫。
我大概概括一下。 意思就是1500年前的農業時代GDP主要靠農業產出,工業服務業比值很小且固定,世界各國的經濟結構都差不多。 然後Maddison對比了下史料,發現中國宋代的農業技術和畝產比歐洲強一點,商品經濟也強一點。 以前已經有人研究過歐洲和平時期農業社會人均GDP大概是500國際美金,然後他估計中國大概比歐洲強個20%吧就是600美金。 然後再乘以人口。 最後再通過1820年世界GDP數據,除以一個恆定增長率(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0-0.1%,我有印象但是想不起那篇論文叫什麼了)倒推調整一下,然後就整出來了。 之所以做這個調整,是因為Maddison是個原教旨主義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相信技術進步率恆定的情況下,GDP長期看是個平滑的指數增長,短期危機後一定有恢復性反彈。 這個和現代經濟增長數據擬合很好,但是用在古代GDP估計上完全沒有依據。 說實話Maddison本人文章重點根本不是這個,他就是隨口一說,根本沒有拿這個數據做證據的意思,不能聽風就是雨。
So,我覺得可以終結這個問題了。
補一張圖,注意是guesstimate不是estimate:
引用:
Maddison, A. (2007).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 Academic Foundation.
Maddison, A. (2007).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Edition, Deve .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呀,經濟史不敢妄言,隨便說說吧。
首先,Maddison的數據聲譽確實不是太好,這裡的數字也不太靠譜。 非常尊重他的努力,但拿他的數據寫論文怕是不太行。
第二,古代的GDP能不能算? 當然可以算。 算出來是否合理? 也可以算比較合理的指標。 只要計算比較全面科學,GDP可以做當時物質生活水平的一個不錯的反映。 之前也看到有人提到Van Zanden的工作,這個大家還是比較認的。
第三,合理的GDP估計一定要按國民賬戶做分類核算,不能猜。 這方面研究最精緻最典型的就是李伯重老師對華亭婁縣地區GDP的研究,做得非常清楚。 大到政府開支、房屋修繕,小到打鐵木作、豆餅花肥,都做了核算。 這裡的估算不是猜的,基本都有方志、檔案、農書等做支持,這才是合理的研究態度。
最後,回到中國,管漢暉老師對明代GDP也做了一些研究,得到明代人均GDP大概是200—260美元之間(以1990年美元計算),遠遠達不到600美元。 這個研究還是比較可靠的。 他們也用了很多一手資料。 至於宋代的估計,那就有點姑妄言之的意思了吧,根源還是資料不夠。
胡說八道,姑妄聽之吧。
首先,Maddison的數據聲譽確實不是太好,這裡的數字也不太靠譜。 非常尊重他的努力,但拿他的數據寫論文怕是不太行。
第二,古代的GDP能不能算? 當然可以算。 算出來是否合理? 也可以算比較合理的指標。 只要計算比較全面科學,GDP可以做當時物質生活水平的一個不錯的反映。 之前也看到有人提到Van Zanden的工作,這個大家還是比較認的。
第三,合理的GDP估計一定要按國民賬戶做分類核算,不能猜。 這方面研究最精緻最典型的就是李伯重老師對華亭婁縣地區GDP的研究,做得非常清楚。 大到政府開支、房屋修繕,小到打鐵木作、豆餅花肥,都做了核算。 這裡的估算不是猜的,基本都有方志、檔案、農書等做支持,這才是合理的研究態度。
最後,回到中國,管漢暉老師對明代GDP也做了一些研究,得到明代人均GDP大概是200—260美元之間(以1990年美元計算),遠遠達不到600美元。 這個研究還是比較可靠的。 他們也用了很多一手資料。 至於宋代的估計,那就有點姑妄言之的意思了吧,根源還是資料不夠。
胡說八道,姑妄聽之吧。
一般情況下,稅收雖然和gdp無固定關係,但是現代國家一般稅收是gdp的30%到60%之間,極端的也不會浮動超過15%到70%,大體上還是能體現gdp的多少的
gdp無法統計,但是稅收卻是真金白銀白紙黑字擺著的
清朝那個,1840年清全國利稅白銀4000萬兩,1842年白銀對英鎊匯率(南京條約的附約),一兩銀子兌三先令四便士英鎊(附約沒有壓低銀子的價值,因為之前的匯率也差不多,戰爭前後兩國財政收入也沒有太大波動),英全國稅收入9000萬磅,收入是清7倍往上,即便洗地黨無論如何洗地,什麼清賦稅低,鄉紳貪官節流等等都是圓不上這個差異的。 按照gdp之說清要是英五倍往上,稅收卻僅為七分之一,一個上升期欣欣向榮,一個負擔沉重民不聊生遍地造反。 說清稅收佔gdp僅英國比例的十分之一根本說不通。
清連那時美西戰爭和內戰前的美國財政收入都一半都木有,不知道gdp佔世界三分之一哪來的
好像是有個白皮估計說清的生產率世界中等,低於歐洲高於土著,按人口比例隨口胡謅的
事實是工業革命的歐洲和美國,早甩了了清一百條街。
中國不是戰敗才窮的是本來就窮,雖然賠款和貿易在接下來70年間加劇了衰落,但是不是主因。 庚子賠款白銀4.5億兩,然而1870普法戰爭法國賠款50億法郎,折合7億多兩白銀,法國人三年嘗清,清民兩朝嚐了39年。
gdp無法統計,但是稅收卻是真金白銀白紙黑字擺著的
清朝那個,1840年清全國利稅白銀4000萬兩,1842年白銀對英鎊匯率(南京條約的附約),一兩銀子兌三先令四便士英鎊(附約沒有壓低銀子的價值,因為之前的匯率也差不多,戰爭前後兩國財政收入也沒有太大波動),英全國稅收入9000萬磅,收入是清7倍往上,即便洗地黨無論如何洗地,什麼清賦稅低,鄉紳貪官節流等等都是圓不上這個差異的。 按照gdp之說清要是英五倍往上,稅收卻僅為七分之一,一個上升期欣欣向榮,一個負擔沉重民不聊生遍地造反。 說清稅收佔gdp僅英國比例的十分之一根本說不通。
清連那時美西戰爭和內戰前的美國財政收入都一半都木有,不知道gdp佔世界三分之一哪來的
好像是有個白皮估計說清的生產率世界中等,低於歐洲高於土著,按人口比例隨口胡謅的
事實是工業革命的歐洲和美國,早甩了了清一百條街。
中國不是戰敗才窮的是本來就窮,雖然賠款和貿易在接下來70年間加劇了衰落,但是不是主因。 庚子賠款白銀4.5億兩,然而1870普法戰爭法國賠款50億法郎,折合7億多兩白銀,法國人三年嘗清,清民兩朝嚐了39年。
鴉片戰爭時的中國極度貧困落後,竟被人說成“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製造業大國”,還稱GDP遠超英國,這真讓熟悉近代史的人驚詫。
此說出自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著作,著有《大國的興衰》的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其著作中也引據過這一數據。
國外有些嚴肅學者曾對此質疑,麥迪森只好承認是靠“猜測”。 其依據是1840年中國人口達4億、佔人類1/3,其生產力雖落後於歐洲卻優於亞、非、拉美土著,因而就取全球人均中間數值。 這種估算法有明顯的經濟學錯誤,即忽略了工業化產能與農耕生產力水平的巨大“代差”。
西方資本主義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生產力就已大大超過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東方。 以18世紀70年代蒸汽機問世為標誌的工業革命開始後,英國人均產值在70年間又增長了20倍。 1840年的英國人口雖只有2000萬,總產值卻肯定遠超中國。 當時中國以家庭男耕女織的農業自然經濟為絕對主體,根本無法進行GDP計算,只有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為4000萬兩白銀的統計。 當時英國也無GDP統計,經濟實力主要體現為政府收入。 1840年其財政收入高達5200萬英鎊,按貿易匯率折合3.46億兩白銀。 換句話說,鴉片戰爭時白金漢宮掌握的錢財是紫禁城的8倍多。
當時的法國、普魯士等國也初步實行工業化,財政收入都遠高於中國。 就連剛剛崛起不久的美國,年財政收入也達2600萬美元,按匯率比中國多一半。 西方人正是靠著雄厚財力和工業能力才以“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貧弱“天朝”的大門。 實際上,中國直到1950年才首次統計出當時的GDP為426億元人民幣(新幣),相當於同年美國GDP的3.8%、世界總量的1.4%。 2014年中國GDP世界第二,達到美國的60%、世界總量的13
.6%,這恰恰說明了新中國建設的輝煌成就。
近些年一些西方學者拋出離譜的荒誕數據,有的是因對中國歷史無知,有的則是出於否定中國近現代革命和建設成就的政治需要。 國內一些非專業的寫作者不加分辨地引用這些看似醒目驚人的數據,只能落得忽悠國人甚至造成認識混亂。
除了以上例子,還有諸如“美國留著油田不開採,日本買煤埋在海裡”等一些謠言廣為流傳。 其實順手查下世界經濟指標統計,就可知道美國石油產量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近來油氣產量甚至奪冠。 至於過去多年間媒體上盛傳的“宇航員在太空能用肉眼看到長城”,更是缺乏基本科學知識的笑話。
正所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只可惜這些年有些人只顧吸引眼球,經常不負責任地隨意引用劣質或虛假信息。 事實情況是,在當今時代面對海量信息的情況下,人們只有更加註意分辨真偽和“打假”,才能保障信息傳播的良好環境。
此說出自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著作,著有《大國的興衰》的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其著作中也引據過這一數據。
國外有些嚴肅學者曾對此質疑,麥迪森只好承認是靠“猜測”。 其依據是1840年中國人口達4億、佔人類1/3,其生產力雖落後於歐洲卻優於亞、非、拉美土著,因而就取全球人均中間數值。 這種估算法有明顯的經濟學錯誤,即忽略了工業化產能與農耕生產力水平的巨大“代差”。
西方資本主義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生產力就已大大超過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東方。 以18世紀70年代蒸汽機問世為標誌的工業革命開始後,英國人均產值在70年間又增長了20倍。 1840年的英國人口雖只有2000萬,總產值卻肯定遠超中國。 當時中國以家庭男耕女織的農業自然經濟為絕對主體,根本無法進行GDP計算,只有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為4000萬兩白銀的統計。 當時英國也無GDP統計,經濟實力主要體現為政府收入。 1840年其財政收入高達5200萬英鎊,按貿易匯率折合3.46億兩白銀。 換句話說,鴉片戰爭時白金漢宮掌握的錢財是紫禁城的8倍多。
當時的法國、普魯士等國也初步實行工業化,財政收入都遠高於中國。 就連剛剛崛起不久的美國,年財政收入也達2600萬美元,按匯率比中國多一半。 西方人正是靠著雄厚財力和工業能力才以“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貧弱“天朝”的大門。 實際上,中國直到1950年才首次統計出當時的GDP為426億元人民幣(新幣),相當於同年美國GDP的3.8%、世界總量的1.4%。 2014年中國GDP世界第二,達到美國的60%、世界總量的13
.6%,這恰恰說明了新中國建設的輝煌成就。
近些年一些西方學者拋出離譜的荒誕數據,有的是因對中國歷史無知,有的則是出於否定中國近現代革命和建設成就的政治需要。 國內一些非專業的寫作者不加分辨地引用這些看似醒目驚人的數據,只能落得忽悠國人甚至造成認識混亂。
除了以上例子,還有諸如“美國留著油田不開採,日本買煤埋在海裡”等一些謠言廣為流傳。 其實順手查下世界經濟指標統計,就可知道美國石油產量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近來油氣產量甚至奪冠。 至於過去多年間媒體上盛傳的“宇航員在太空能用肉眼看到長城”,更是缺乏基本科學知識的笑話。
正所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只可惜這些年有些人只顧吸引眼球,經常不負責任地隨意引用劣質或虛假信息。 事實情況是,在當今時代面對海量信息的情況下,人們只有更加註意分辨真偽和“打假”,才能保障信息傳播的良好環境。
關於古代GDP的研究,一直以來也是經濟史學界的一個很大的爭議點。 我看了不少答案,多數提到了Maddison的研究,我想指出的是他的研究已經基本成為過去時。
前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雖然一直對他其他領域的建樹表示懷疑,但是他在農業經濟學方面的確是一把好手)和我的老師Stephen Broadberry在2014年合作的paper至少在growth accounting的精度上有了很大提高。 通過大量文獻的閱讀,以及分成一二三產業的細化分析,使得Maddison的數據看上去就有點小兒科了:
(在此必須說明,李和Broadberry的研究也只是基於一些之前的研究的總結,我並沒有說這就是權威,很顯然在很多數據上的瑕疵,也有待後人細化)
首先就人口數據而言,李教授在北宋這塊使用了葛劍雄和吳松第的中國人口史的數據,以及在明清這塊使用台北的劉克智和黃國樞的明清人口數據。 當然這里關於“戶”的大小問題,有爭議。
其次就三個產業:農業方面主要用的是總耕地面積、不同農作物的佔比以及相應畝均收成。 這裡比較有爭議的就是農作物的佔比以及“畝”的大小問題(特別是與英制的比例)。
工業方面主要是幾個產業:採礦業、食物加工業(鹽、酒、茶、糖業)、製造業以及建築業。 這裡面當然也有很多假設,但是也基本都按照文獻以及後人的研究所得。
服務業方面——麻煩的是農業和工業能基於產出,但是服務業只能基於不變價的服務業佔GDP比重。 相對來說更不靠譜一些。
最後是結論,基本上在1400年後,根據Broadberry的計算,中國的人均GDP就開始弱後於英國了,當然後來中國的人口極具增多了:
有興趣看細節的朋友可以移步這裡看一下這篇論文: http:// eh.net/eha/wp-content/u ploads/2014/05/Broadberry.pdf
前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雖然一直對他其他領域的建樹表示懷疑,但是他在農業經濟學方面的確是一把好手)和我的老師Stephen Broadberry在2014年合作的paper至少在growth accounting的精度上有了很大提高。 通過大量文獻的閱讀,以及分成一二三產業的細化分析,使得Maddison的數據看上去就有點小兒科了:
(在此必須說明,李和Broadberry的研究也只是基於一些之前的研究的總結,我並沒有說這就是權威,很顯然在很多數據上的瑕疵,也有待後人細化)
首先就人口數據而言,李教授在北宋這塊使用了葛劍雄和吳松第的中國人口史的數據,以及在明清這塊使用台北的劉克智和黃國樞的明清人口數據。 當然這里關於“戶”的大小問題,有爭議。
其次就三個產業:農業方面主要用的是總耕地面積、不同農作物的佔比以及相應畝均收成。 這裡比較有爭議的就是農作物的佔比以及“畝”的大小問題(特別是與英制的比例)。
工業方面主要是幾個產業:採礦業、食物加工業(鹽、酒、茶、糖業)、製造業以及建築業。 這裡面當然也有很多假設,但是也基本都按照文獻以及後人的研究所得。
服務業方面——麻煩的是農業和工業能基於產出,但是服務業只能基於不變價的服務業佔GDP比重。 相對來說更不靠譜一些。
最後是結論,基本上在1400年後,根據Broadberry的計算,中國的人均GDP就開始弱後於英國了,當然後來中國的人口極具增多了:
有興趣看細節的朋友可以移步這裡看一下這篇論文: http:// eh.net/eha/wp-content/u ploads/2014/05/Broadberry.pdf
有資料說?
啥資料說的? 網絡世界有沒有一個人給出這個宋朝60%的出處?
就和那個勝率75%一樣,都是典型的三無數字!
這種數字誰都可以編,但是連反問一句依據何來都不會的人,才是白痴。
這種問題以後請不要邀請咱家,因為很無聊。
人家嘴巴一張說宋朝gdp800,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是600,這都是米國米蟲用米價推算出來的有名不靠譜數字,早800年就被丟到馬桶裡去了,還傳?
有一個報得出是宋元研究學刊上那一期刊號麼?
此外,經常被人提到的另外一個勝率的問題,也一起引過來吧。
為什麼宋朝的軍事被認為很弱,但其對外戰爭的勝率卻高達75﹪是歷朝最高的? -經略幽燕我童貫的回答
咱家的態度很明確了,粉或者黑,沒有價值。
啥資料說的? 網絡世界有沒有一個人給出這個宋朝60%的出處?
就和那個勝率75%一樣,都是典型的三無數字!
這種數字誰都可以編,但是連反問一句依據何來都不會的人,才是白痴。
這種問題以後請不要邀請咱家,因為很無聊。
人家嘴巴一張說宋朝gdp800,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是600,這都是米國米蟲用米價推算出來的有名不靠譜數字,早800年就被丟到馬桶裡去了,還傳?
有一個報得出是宋元研究學刊上那一期刊號麼?
此外,經常被人提到的另外一個勝率的問題,也一起引過來吧。
為什麼宋朝的軍事被認為很弱,但其對外戰爭的勝率卻高達75﹪是歷朝最高的? -經略幽燕我童貫的回答
咱家的態度很明確了,粉或者黑,沒有價值。
估算古代GDP最常見的方法有兩種:城市規模法和能源法。 城市規模法,就是按照當時最大城市的人口規模,來估計國家的GDP。 因為整個國家的城市人口規模是有規律的,稱為“費爾巴哈”法則。 也就是說規模第二的城市,是第一名的1/2,第三名是第二名的2/3,以此類推,被稱為“費爾巴哈法則”,然後依據其他資料,就可以大致估計GDP了。 至於能源法則,就是按照古代人均熱量消耗量來估計。 需要說明的是二者並非完全依照文獻記載的,會根據考古發掘來定的。 城市規模法很好理解,就不說解釋了。 能源法也是依據考古的,比如沼澤泥、湖底泥以及冰川冰芯的鉛含量。
現代GDP估算都不是那麼精準,比如很多研究指出中國服務業產出長期以來被低估 。 古代GDP估算自然不會那麼精準,但是這類東西有總比沒有好,依據一定的數據說話,總比憑想像滿口胡咧咧好。
現代GDP估算都不是那麼精準,比如很多研究指出中國服務業產出長期以來被低估 。 古代GDP估算自然不會那麼精準,但是這類東西有總比沒有好,依據一定的數據說話,總比憑想像滿口胡咧咧好。
自然經濟為主的社會,談何GDP。
反對最高票答案, @王海你難道沒發覺按你的說法,78930/116790=67.58%,怎麼可能編成60%? 不要隨便搪塞一個答案。
事實上了解過網上歷史撕逼圈,宋朝的gdp是個不斷吹水的過程,從過半,到60%,到80%,到90%以上。 這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是先吹下了牛逼,然後再附會到學者身上。 Angus Maddison恰好做了這種統計,所以就把他給抬出來了。 這可是西方著名經濟學家的統計,倍儿有面子,。
來源是哪? 都是三無網文,出處難以考證,這類文章當年特別多,跟病毒視頻似的,不斷轉發不斷修改和添油加醋,然後在經過一些名人的宣傳,變得擴大化。
再比如說
這是當年的維基百科,不是百度,是維基,當年的百度百科就更有趣了。 看到沒人均gdp2280美元 ,總量265.5億美元,合著當時宋朝就1100萬人,(順便中國2007年人均才超過2280)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因為想強行說數據引自Angus Maddison,好讓自己有說服力,把Angus Maddison的22.7%和總量265.5億美元的數據和網文的數據雜糅起來了。
而2280美元的人均gdp是怎麼來的。
我國古代的人均GDP 峰值無疑是北宋時達到的。 北宋朝稅峰值達到1億6000萬貫。 1兩黃金 =10兩白銀 =10貫,所以,1貫=5克。 現在1克黃金=19美元,按黃金折價,現在約值152億美元。 北宋時的稅率約為1/15,且農民不像現在有額外負擔。 並且也沒有戶籍制,想做生意就可以進城。 商業尤為發達,司馬光曾說:“世風日下,販夫走卒接著絲襪”由於其他賦稅不多,那麼GDP差不多是152*15=2280億美元。 當時北宋的人口差不多一億,因此也可以有2280美元的人均GDP。 其實,換算美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為黃金的開採量有了極大的增長,所以,應該比2280美元高得多!
我能夠考證的是最早是在2006年洛陽吧一位@晴天飄雪的吧友寫的,更早不可考。
我從不相信網絡,網上你看到的東西大都是錯的。 ——————————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事實上了解過網上歷史撕逼圈,宋朝的gdp是個不斷吹水的過程,從過半,到60%,到80%,到90%以上。 這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是先吹下了牛逼,然後再附會到學者身上。 Angus Maddison恰好做了這種統計,所以就把他給抬出來了。 這可是西方著名經濟學家的統計,倍儿有面子,。
來源是哪? 都是三無網文,出處難以考證,這類文章當年特別多,跟病毒視頻似的,不斷轉發不斷修改和添油加醋,然後在經過一些名人的宣傳,變得擴大化。
再比如說
這是當年的維基百科,不是百度,是維基,當年的百度百科就更有趣了。 看到沒人均gdp2280美元 ,總量265.5億美元,合著當時宋朝就1100萬人,(順便中國2007年人均才超過2280)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因為想強行說數據引自Angus Maddison,好讓自己有說服力,把Angus Maddison的22.7%和總量265.5億美元的數據和網文的數據雜糅起來了。
而2280美元的人均gdp是怎麼來的。
我國古代的人均GDP 峰值無疑是北宋時達到的。 北宋朝稅峰值達到1億6000萬貫。 1兩黃金 =10兩白銀 =10貫,所以,1貫=5克。 現在1克黃金=19美元,按黃金折價,現在約值152億美元。 北宋時的稅率約為1/15,且農民不像現在有額外負擔。 並且也沒有戶籍制,想做生意就可以進城。 商業尤為發達,司馬光曾說:“世風日下,販夫走卒接著絲襪”由於其他賦稅不多,那麼GDP差不多是152*15=2280億美元。 當時北宋的人口差不多一億,因此也可以有2280美元的人均GDP。 其實,換算美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為黃金的開採量有了極大的增長,所以,應該比2280美元高得多!
我能夠考證的是最早是在2006年洛陽吧一位@晴天飄雪的吧友寫的,更早不可考。
我從不相信網絡,網上你看到的東西大都是錯的。 ——————————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我沒有什麼水平,轉兩篇文章吧。 第一是反對一下有些朋友認為的“西方資本主義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生產力就已大大超過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東方。”實際上中國江南地區在清中期手工工場的生產,不說比歐洲更高,至少也是並駕齊驅的。 誠然,英國在完成工業革命以後,總的生產效率大大的提高了,因此超過了中國的江南地區,但是我們需要知道,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這在世界史上是一個特例,它不但超過了遠東的江南,也大大的超越了西歐其他地區。 然而即使如此,英國的產品在經過長途運輸之後在中國也並不具有價格優勢,因此它無法靠它無往而不利的紡織品在中國獲取順差,而不得不依靠對中國輸出鴉片來彌補從中國進口生絲,茶葉,瓷器的缺口(而對於處英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在中國還有一項大宗進口貨物,那就是棉布)。 考慮到1840年,英格蘭僅有約1500萬人口,約為江南地區3000萬人口的一半,加之中國廣闊的內地,其經濟總量應該與整個歐洲相比較,即使是英國在此時經濟總量也不能超越整個歐洲,因此自然也無法超越中國。
第二則是轉一篇探討gdp問題的鏈接: 李晉、杜恂誠:《中國經濟史“GDP”研究之誤區》
實際上我覺得會出現這個問題,主要還是目前的核算體係無法反應很多問題,如果使用msp核算體系,情況也許會好些。
趙剛:《清代經濟史:全球化與康乾盛世——1990年以來以英語發表的清史著作綜述之三》
來源:清史所作者:清史所點擊數:2721 更新時間:2014-10-11
(原載《清史譯叢》第二輯)
清代經濟史在美國漢學界一向佔有重要地位, 過去幾十年中,可謂著作不斷,名家輩出。 但是,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邊緣群體和下層社會研究的勃興,經濟史研究逐步式微,有關論著大幅減少,一些領軍人物興趣他移。 以探討華北小農經濟和內捲化理論著稱的黃宗智教授(Philip CC Huang)轉向中國法律史研究, 另一位以區域經濟研究知名的學者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則轉向滿學研究。 另一方面,美國學術界高漲的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趨勢和東亞經濟的崛起,推動一些學者從全新的視角和方法論詮釋16、17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和世界影響。 在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和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 這兩部著作涉及的範圍,都不限於清代經濟發展,嚴格地說,不是清代經濟史論著。 但是,他們從全球視角,通過相互比較和多學科綜合分析的方法,對18世紀中國經濟的世界地位及其衰落的原因等清代經濟史的核心問題,給出全新的答案。 其具體結論固然大有商榷的空間,但其視野之開闊,方法論之新穎,都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這兩部著作代表了世紀之交西方英語世界清代經濟史研究的最新動向。
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和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和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首先是要挑戰西方經濟史研究領域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偏向。 18世紀末葉以來,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和西方殖民勢力在全世界的得手,西方學者在討論中國或亞洲歷史時相信西方,更具體地說,西歐社會經濟歷史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之所以缺乏西方式的近代化發展,不是因為他們的歷史發展軌跡與西方不同,而是因為其本身的文化、政治、經濟缺陷導致其歷史的反常和歧變。 而且,中國祇能經由西方的衝擊才能回到正確的歷史軌道上來。 因此,他們毫無顧忌地用那些從西歐歷史經驗中歸納出來的理論框架去詮釋和總結中國社會的經濟變化,或者把中國社會看作一具塵封千年有待西方衝擊才能喚醒的木乃伊。 一個典型的例證莫過於費正清的朝貢貿易體制理論。 按照費正清的觀點,在鴉片戰爭之前的漫長世紀中,落後封閉和自我中心的朝貢體制是中華帝國管理對外貿易的主要方式。 它使中國孤立於世界近代化的潮流之外。 直到鴉片戰爭之後,它才在西方堅船利炮的轟鳴聲中黯然消失。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對西方中心論的批評在美國漢學界日漸高漲。 費正清和其他學者從西方視角對中國歷史的解說受到尖銳批評和有力的挑戰。 但是,由於美國漢學界的學術重心在八十年代之後從上層轉向下層,從經濟轉向社會和民間生活,經濟史以及其他與經濟史有關的領域(如貿易史)不再為人所重視。 因此與其他領域(如婦女史、學術史、城市史)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相比,經濟史研究中的相關討論就未免單薄。 而在費正清於半個世紀之前首先開拓的美國中國外貿史研究領域中,這樣的批評迄今尚未展開。 直到1997年,隨著王國斌(R. Bin Wong)的《轉變中的中國:歷史變遷和歐洲經驗的局限》問世,這種局面有了明顯的改觀。 正如其書名所顯示的那樣,王著的志趣是反省西方歷史經驗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的局限性並尋找中國研究方法論上的突破。 這是一部比較研究論著。 但是,與我們通常所見到的眾多中西比較研究不同,著者不是以西方歷史發展為參照,解釋中國何以沒有出現工業革命,而是從經濟發展、人口變化、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展示中西發展的異同。 王國斌認為,許多困擾中國歷史的問題在同時代的西歐同樣存在。 例如,清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內捲化問題在同時期的歐洲也相當普遍。 另一方面,西歐許多被認為有助於工業革命發展的進步在同時代的中國也不難發現,中國在許多方面的發展甚至更為出色。 王著還吸收歐洲史研究的有關成果,認為西方工業革命的發生與美洲的征服息息相關,而中國在這方面的落伍與海外資源的缺乏有關。 無庸置疑,王國斌著作中的許多論述對於清代經濟史的研究頗有啟發性。 但是,王國斌在書中所關注的仍然是中國和歐洲歷史的整體性異同,所論述的時段跨越中國帝制時代、民國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因此,他不可能在書中專就清代經濟史的諸多問題展開詳細的論述,書中有關清代經濟發展的論述發人深省,但有待於進一步的展開。 所以,王國斌的著作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反映了美國清代經濟史研究的新動向,倒不如說體現了美國中國研究中比較史研究的新走勢。
相形之下,前不久問世的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和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和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儘管也屬於比較型研究,但是,由於這兩部書集中於16、17、18世紀中西經濟發展的若干重要問題的研究,直接關係到對清代經濟史發展諸多問題的重新認識,更能夠反映出美國清代經濟史研究的新動向。
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和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所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工業革命為什麼出現於18世紀的英國而不是同時代的江南地區。 這個問題可以說是過去近一個世紀明清中國歷史研究中的核心問題之一。 傳統觀點認定明清時代江南地區在許多方面已落後於同時代的英國,因而沒有產生與工業革命相媲美的經濟社會變革,由此把研究的重心集中於是什麼原因導致江南地區相對於西方的發展滯後。 彭慕蘭在他的書中首先批判了這種在中西明清史研究中廣為流行的江南發展滯後說。 他以過去幾十年中中西有關研究成果為基礎,系統比較了江南地區和同時期英國的各種經濟因素,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生產資料、勞動生產率、農業生產狀態、科技水平的差異,認為在這些方面18世紀末的西歐並不具有獨一無二、江南缺乏的優勢。 其次,作者比較了歐洲和亞洲的市場經濟、土地、勞動力市場以及農業手工業產品市場,認為17、18世紀中國的市場運作更接近於斯密型的自由競爭模式。 在他看來,把18世紀中國小農經濟視為“內捲化發展”是錯誤的。 彭慕蘭還考察了當時中西技術發展之異同。 在他看來,許多當代學者視為17、18世紀帶動西歐技術發展突破的重要發明其實在當時並沒有產生影響,它們的重要性直到工業革命之後才體現出來。 因此,當時中西之間並不存在後世想像的那種科技差距。 根據彭慕蘭的研究,17、18世紀的西方不僅在發展水平上與中國接近,其所面臨的問題也和中國相近。 例如,所有關於乾嘉時期的討論無不注意到人口增加過快、森林減少、可耕地數量遽減等對當時中國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彭慕蘭認為,這類問題不僅困擾著中國的發展,而且在同時代的西歐也相當的嚴重。
既然中國和歐洲直到18世紀下半葉還處於同一起跑線上,那麼為什麼是英國而非中國發生工業革命呢? 彭慕蘭認為這種變化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 其一是英國煤礦的地質狀況和地理位置。 其二是美洲殖民地所產生的生態緩解作用。 首先,英國的煤礦距離經濟中心地區較近,運輸成本較低,這有利於煤炭的推廣應用。 煤炭的普及又為煤炭生產提供了廣闊的市場。 但是,英國煤礦含水量高,為強化抽水功能,滿足市場不斷擴大的煤炭需求,對抽水設備的不斷革新便應運而生,最終導致蒸汽機的發明和廣泛應用。 與之相反,中國的煤礦遠離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運輸成本非常高,因此,煤炭很難得到廣泛的普及。 而且,中國煤炭產區地質相當乾燥,無需強大的抽水設備。 換言之,中國煤礦的地質條件決定了中國的煤炭業發展難以產生蒸汽機那樣的技術突破。 除煤礦地理位置和地質狀況外,另一個拉開中西差距、導致英國工業革命發生的因素是英國的殖民擴張所帶來的生態緩解(ecological relief)。 彭慕蘭認為,18世紀,中國的江南和英國都面臨著人口增長,耕地不足,燃料食品價格上漲等問題的困擾。 清朝通過鼓勵人口向邊遠地區流動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與此同時,由於東西歐政治經濟制度的巨大差異,西歐的剩餘人口無法東遷,只能遷往英國的北美殖民地。 結果,美洲殖民地緩解了英國及其西歐國家的人口壓力。 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人口進入美洲之後,他們又生產英國急需的糖,棉花,木材,將其源源不斷地輸入英國本土,減緩了對於英國本土的資源和耕地壓力。 據彭慕蘭估算,美洲殖民地運回英國本土的產品相當於2500萬畝土地的產量,而當時英國本土的總耕地數目也不過2000多萬畝。 此外,美洲的奴隸制生產方式也有利於工業革命的興起。 這是因為當地的奴隸種植園只生產原料,而依賴英國提供製成品,因此成為英國紡織品的巨大市場。 由於市場的擴大,技術更新乃至革命性發展自然應運而生。 與之相反,18世紀的江南既無海外殖民地實現資源耕地的生態緩解,也無一個穩定廣闊的商品市場。 當時,部分江南紡織品雖運銷華北乃至滿洲各地,但是,當地農民為節約開支,模仿江南農民,自己紡織,反過來最終縮小江南紡織工業的市場。 市場的減小意味著生產成本的加大,在這種環境中,對於江南紡織業而言,技術投入和更新變成一種不現實的奢望,更遑論工業革命了。
貢德·弗蘭克的關注點與彭慕蘭有所不同,更在意於中國經濟對16至18世紀全球經濟的影響,並就此提出新的詮釋。 他嚴厲批判時下流行的世界體系理論等其他強調西方經濟在18世紀及其以前占主導地位的論點。 同彭慕蘭一樣,貢德·弗蘭克認為18世紀末之前,中國的經濟水平、社會發展水平和科技水平都居世界領先地位,可與中國相媲美的不是西歐各國而是印度。 中國不僅是當時世界上主要製成品生產國,而且直到18世紀末仍然是全球貿易中心。 相形之下,歐洲製造業並沒有任何可以進入中國市場並與當地產品相競爭的產品,因此,西歐各國在當時的世界貿易體係並不具有歐洲中心論者所強調的中心地位,相反,他們是通過參與亞洲內部的貿易活動牟取歐洲急需的財富,借助美洲殖民地生產的白銀購買中國商品。 另一方面,美洲白銀的輸入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時擴大了原有全球性貿易網絡。 但是,貢德·弗蘭克的中心議題不僅在於強調中國經濟在19世紀以前世界的中心地位,更在於復原為西方中心論所遮蔽的當時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網絡。 因此,除中國討論外,他還廣泛涉及同時代其他亞非國家的經濟發展及其在全球貿易網絡中的角色。 這就限制了他對中國的論述,其相關分析較之彭慕蘭略顯遜色。
簡言之,彭慕蘭和貢德·弗蘭克不是專攻清史的學者,但是他們的論著從全新的全球視角顛覆了有關清代經濟發展核心問題的傳統解釋。 儘管其觀點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討論,但其所提出的問題是清代經濟史研究者難以迴避的。
第二則是轉一篇探討gdp問題的鏈接: 李晉、杜恂誠:《中國經濟史“GDP”研究之誤區》
實際上我覺得會出現這個問題,主要還是目前的核算體係無法反應很多問題,如果使用msp核算體系,情況也許會好些。
趙剛:《清代經濟史:全球化與康乾盛世——1990年以來以英語發表的清史著作綜述之三》
來源:清史所作者:清史所點擊數:2721 更新時間:2014-10-11
(原載《清史譯叢》第二輯)
清代經濟史在美國漢學界一向佔有重要地位, 過去幾十年中,可謂著作不斷,名家輩出。 但是,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邊緣群體和下層社會研究的勃興,經濟史研究逐步式微,有關論著大幅減少,一些領軍人物興趣他移。 以探討華北小農經濟和內捲化理論著稱的黃宗智教授(Philip CC Huang)轉向中國法律史研究, 另一位以區域經濟研究知名的學者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則轉向滿學研究。 另一方面,美國學術界高漲的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趨勢和東亞經濟的崛起,推動一些學者從全新的視角和方法論詮釋16、17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和世界影響。 在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和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 這兩部著作涉及的範圍,都不限於清代經濟發展,嚴格地說,不是清代經濟史論著。 但是,他們從全球視角,通過相互比較和多學科綜合分析的方法,對18世紀中國經濟的世界地位及其衰落的原因等清代經濟史的核心問題,給出全新的答案。 其具體結論固然大有商榷的空間,但其視野之開闊,方法論之新穎,都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這兩部著作代表了世紀之交西方英語世界清代經濟史研究的最新動向。
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和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和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首先是要挑戰西方經濟史研究領域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偏向。 18世紀末葉以來,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和西方殖民勢力在全世界的得手,西方學者在討論中國或亞洲歷史時相信西方,更具體地說,西歐社會經濟歷史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之所以缺乏西方式的近代化發展,不是因為他們的歷史發展軌跡與西方不同,而是因為其本身的文化、政治、經濟缺陷導致其歷史的反常和歧變。 而且,中國祇能經由西方的衝擊才能回到正確的歷史軌道上來。 因此,他們毫無顧忌地用那些從西歐歷史經驗中歸納出來的理論框架去詮釋和總結中國社會的經濟變化,或者把中國社會看作一具塵封千年有待西方衝擊才能喚醒的木乃伊。 一個典型的例證莫過於費正清的朝貢貿易體制理論。 按照費正清的觀點,在鴉片戰爭之前的漫長世紀中,落後封閉和自我中心的朝貢體制是中華帝國管理對外貿易的主要方式。 它使中國孤立於世界近代化的潮流之外。 直到鴉片戰爭之後,它才在西方堅船利炮的轟鳴聲中黯然消失。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對西方中心論的批評在美國漢學界日漸高漲。 費正清和其他學者從西方視角對中國歷史的解說受到尖銳批評和有力的挑戰。 但是,由於美國漢學界的學術重心在八十年代之後從上層轉向下層,從經濟轉向社會和民間生活,經濟史以及其他與經濟史有關的領域(如貿易史)不再為人所重視。 因此與其他領域(如婦女史、學術史、城市史)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相比,經濟史研究中的相關討論就未免單薄。 而在費正清於半個世紀之前首先開拓的美國中國外貿史研究領域中,這樣的批評迄今尚未展開。 直到1997年,隨著王國斌(R. Bin Wong)的《轉變中的中國:歷史變遷和歐洲經驗的局限》問世,這種局面有了明顯的改觀。 正如其書名所顯示的那樣,王著的志趣是反省西方歷史經驗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的局限性並尋找中國研究方法論上的突破。 這是一部比較研究論著。 但是,與我們通常所見到的眾多中西比較研究不同,著者不是以西方歷史發展為參照,解釋中國何以沒有出現工業革命,而是從經濟發展、人口變化、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展示中西發展的異同。 王國斌認為,許多困擾中國歷史的問題在同時代的西歐同樣存在。 例如,清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內捲化問題在同時期的歐洲也相當普遍。 另一方面,西歐許多被認為有助於工業革命發展的進步在同時代的中國也不難發現,中國在許多方面的發展甚至更為出色。 王著還吸收歐洲史研究的有關成果,認為西方工業革命的發生與美洲的征服息息相關,而中國在這方面的落伍與海外資源的缺乏有關。 無庸置疑,王國斌著作中的許多論述對於清代經濟史的研究頗有啟發性。 但是,王國斌在書中所關注的仍然是中國和歐洲歷史的整體性異同,所論述的時段跨越中國帝制時代、民國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因此,他不可能在書中專就清代經濟史的諸多問題展開詳細的論述,書中有關清代經濟發展的論述發人深省,但有待於進一步的展開。 所以,王國斌的著作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反映了美國清代經濟史研究的新動向,倒不如說體現了美國中國研究中比較史研究的新走勢。
相形之下,前不久問世的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和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和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儘管也屬於比較型研究,但是,由於這兩部書集中於16、17、18世紀中西經濟發展的若干重要問題的研究,直接關係到對清代經濟史發展諸多問題的重新認識,更能夠反映出美國清代經濟史研究的新動向。
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和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所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工業革命為什麼出現於18世紀的英國而不是同時代的江南地區。 這個問題可以說是過去近一個世紀明清中國歷史研究中的核心問題之一。 傳統觀點認定明清時代江南地區在許多方面已落後於同時代的英國,因而沒有產生與工業革命相媲美的經濟社會變革,由此把研究的重心集中於是什麼原因導致江南地區相對於西方的發展滯後。 彭慕蘭在他的書中首先批判了這種在中西明清史研究中廣為流行的江南發展滯後說。 他以過去幾十年中中西有關研究成果為基礎,系統比較了江南地區和同時期英國的各種經濟因素,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生產資料、勞動生產率、農業生產狀態、科技水平的差異,認為在這些方面18世紀末的西歐並不具有獨一無二、江南缺乏的優勢。 其次,作者比較了歐洲和亞洲的市場經濟、土地、勞動力市場以及農業手工業產品市場,認為17、18世紀中國的市場運作更接近於斯密型的自由競爭模式。 在他看來,把18世紀中國小農經濟視為“內捲化發展”是錯誤的。 彭慕蘭還考察了當時中西技術發展之異同。 在他看來,許多當代學者視為17、18世紀帶動西歐技術發展突破的重要發明其實在當時並沒有產生影響,它們的重要性直到工業革命之後才體現出來。 因此,當時中西之間並不存在後世想像的那種科技差距。 根據彭慕蘭的研究,17、18世紀的西方不僅在發展水平上與中國接近,其所面臨的問題也和中國相近。 例如,所有關於乾嘉時期的討論無不注意到人口增加過快、森林減少、可耕地數量遽減等對當時中國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彭慕蘭認為,這類問題不僅困擾著中國的發展,而且在同時代的西歐也相當的嚴重。
既然中國和歐洲直到18世紀下半葉還處於同一起跑線上,那麼為什麼是英國而非中國發生工業革命呢? 彭慕蘭認為這種變化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 其一是英國煤礦的地質狀況和地理位置。 其二是美洲殖民地所產生的生態緩解作用。 首先,英國的煤礦距離經濟中心地區較近,運輸成本較低,這有利於煤炭的推廣應用。 煤炭的普及又為煤炭生產提供了廣闊的市場。 但是,英國煤礦含水量高,為強化抽水功能,滿足市場不斷擴大的煤炭需求,對抽水設備的不斷革新便應運而生,最終導致蒸汽機的發明和廣泛應用。 與之相反,中國的煤礦遠離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運輸成本非常高,因此,煤炭很難得到廣泛的普及。 而且,中國煤炭產區地質相當乾燥,無需強大的抽水設備。 換言之,中國煤礦的地質條件決定了中國的煤炭業發展難以產生蒸汽機那樣的技術突破。 除煤礦地理位置和地質狀況外,另一個拉開中西差距、導致英國工業革命發生的因素是英國的殖民擴張所帶來的生態緩解(ecological relief)。 彭慕蘭認為,18世紀,中國的江南和英國都面臨著人口增長,耕地不足,燃料食品價格上漲等問題的困擾。 清朝通過鼓勵人口向邊遠地區流動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與此同時,由於東西歐政治經濟制度的巨大差異,西歐的剩餘人口無法東遷,只能遷往英國的北美殖民地。 結果,美洲殖民地緩解了英國及其西歐國家的人口壓力。 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人口進入美洲之後,他們又生產英國急需的糖,棉花,木材,將其源源不斷地輸入英國本土,減緩了對於英國本土的資源和耕地壓力。 據彭慕蘭估算,美洲殖民地運回英國本土的產品相當於2500萬畝土地的產量,而當時英國本土的總耕地數目也不過2000多萬畝。 此外,美洲的奴隸制生產方式也有利於工業革命的興起。 這是因為當地的奴隸種植園只生產原料,而依賴英國提供製成品,因此成為英國紡織品的巨大市場。 由於市場的擴大,技術更新乃至革命性發展自然應運而生。 與之相反,18世紀的江南既無海外殖民地實現資源耕地的生態緩解,也無一個穩定廣闊的商品市場。 當時,部分江南紡織品雖運銷華北乃至滿洲各地,但是,當地農民為節約開支,模仿江南農民,自己紡織,反過來最終縮小江南紡織工業的市場。 市場的減小意味著生產成本的加大,在這種環境中,對於江南紡織業而言,技術投入和更新變成一種不現實的奢望,更遑論工業革命了。
貢德·弗蘭克的關注點與彭慕蘭有所不同,更在意於中國經濟對16至18世紀全球經濟的影響,並就此提出新的詮釋。 他嚴厲批判時下流行的世界體系理論等其他強調西方經濟在18世紀及其以前占主導地位的論點。 同彭慕蘭一樣,貢德·弗蘭克認為18世紀末之前,中國的經濟水平、社會發展水平和科技水平都居世界領先地位,可與中國相媲美的不是西歐各國而是印度。 中國不僅是當時世界上主要製成品生產國,而且直到18世紀末仍然是全球貿易中心。 相形之下,歐洲製造業並沒有任何可以進入中國市場並與當地產品相競爭的產品,因此,西歐各國在當時的世界貿易體係並不具有歐洲中心論者所強調的中心地位,相反,他們是通過參與亞洲內部的貿易活動牟取歐洲急需的財富,借助美洲殖民地生產的白銀購買中國商品。 另一方面,美洲白銀的輸入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時擴大了原有全球性貿易網絡。 但是,貢德·弗蘭克的中心議題不僅在於強調中國經濟在19世紀以前世界的中心地位,更在於復原為西方中心論所遮蔽的當時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網絡。 因此,除中國討論外,他還廣泛涉及同時代其他亞非國家的經濟發展及其在全球貿易網絡中的角色。 這就限制了他對中國的論述,其相關分析較之彭慕蘭略顯遜色。
簡言之,彭慕蘭和貢德·弗蘭克不是專攻清史的學者,但是他們的論著從全新的全球視角顛覆了有關清代經濟發展核心問題的傳統解釋。 儘管其觀點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討論,但其所提出的問題是清代經濟史研究者難以迴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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