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光希望|- 樂多日誌
No.579 科學，盛世，習近平 [豬木郎馬蜂]
十九世紀是西方人的世紀。歐美文明主宰世界的原因很複雜，至少包括政治上的民主或代議制度，經濟上的資本主義體制，或是科學上的工業革命等等。從西方人的角度來看，西方世界在資本逐利的機制推動下，不斷推陳出新地創造各種科學發明，是他們擊敗其他文明的主因。因此二十世紀著名的英國學者李約瑟，才會投入畢生精力研究中國的科學技術史，他想知道這個曾經發明火藥、造紙術、指南針的中國文明，為何在近代科學發展上反而變得停滯落後？
這個問題意識以各種不同變形，長期主導了世界歷史研究的潛台詞。例如近日於政治大學召開的潘黃雅仙講座中，普林斯頓大學的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指出，他在二十年前展開研究時的前提是「中國為什麼失敗？」二十年過去，如今他認為當初的前提根本搞錯了，今天他不得不設計一個新的出發點：必須去追問「中國為什麼成功？」他想據此重建一個有關中國的敘事。可是，二十年前曾經受他指導、如今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的祝平一研究員，卻在討論時提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無論中國失敗或成功，都只不過是一體的兩面，這樣的修正真的算是進步嗎？我們能否提出一個跳脫成敗論的思考方向？
如果從本文的角度來看，艾爾曼的自我否定與修正，無疑與中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的經濟成長有關。這為他在中國學術界的活躍提供了豐沛的能量與契機，因此無論出於主觀或客觀因素，他的「研究出發點」都不可能不重新校正。但更重要的是，正因他西方文明的背景，使他很自然選擇了科學技術的視角，這也是李約瑟以來的一貫傳統。對他們來說，即便瞭解，但也很難真正體會，中國人真正「發明的天才」從來就不是科學與技術，而是政治的藝術。
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制度
最好的例子莫過於中國的皇帝制度。這是一套純由中國社會發明，甚至外銷到異邦的「偉大發明」。皇帝制度始於秦始皇，終於滿清的溥儀，前後歷時約2100年。歷史上出現過多少皇帝？眾說紛紜，一般認為在350-400位之間。若取平均375位計算，可知平均每位皇帝在位時間不過5.6年，與一般人認定皇帝因做到死、故在位很久的印象不大相同。之所以如此，在於少數在位特別長的皇帝「害的」。若把在位超過30年的皇帝取出，可得26人，僅占全體的7%，然而這少數7%人的統治時間長達1032年，竟佔全體的49%之多。由此可知，有93%的中國皇帝，恐怕都只能在險惡的政治鬥爭或者縱樂的生理負荷下，勉強維持相當於1.5任中華民國總統任期的統治時間。
皇帝制度外銷到異邦，最好的例子莫過日本的天皇。日本從七世紀大規模輸入中國唐朝的典章制度後，為了與中國作出區隔，所以發明了「天皇」一詞。實際上除了這個名稱外，採用的規範一律承襲唐人。但每一種民族都有自己獨特個性。日本發明天皇後，始終維持萬世一系的傳統，保持至今。中國皇帝卻屢經改朝換代，不知換了多少家姓。更重要的區別是，當中國首先於1911年推翻滿清，建立當時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時，引起當時的日本高度震撼；接著當1945年日本戰敗後，天皇制度卻仍被保存下來，寫入憲法，成為日本國的象徵。這對日本人的意識根源產生很大衝擊。因此他們不僅研究自己的天皇，甚且對中國皇帝制度的研究，也比中國學者深入許多。
除了日本內部的因素外，二十世紀中國的現實，更是激發中國學者強力批判皇帝制度的主因。例如華裔美籍的學者余英時，在他當年最膾炙人口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與〈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兩篇文字中，就以梳理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反智因素為武器，強力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毛澤東中國。他認為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君統、官統與吏統三要素，唯有「官統」帶有理性成分，值得保留下來，至於其他部分，都應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徹底揚棄。但無論是哪一種統，都不脫離管理控制人群的技術，都是一種政治的發明。
盛世的皇帝與習近平
歷史的威力在於預測未來的能力。如果不去預測未來，歷史就只是茶餘飯後的閒聊話題；即使最是嚴肅的研究，嚴格來說也不具現實意義。如果想要預測未來，就必須建立解釋模型。解釋模型很可能會預測失準，但若不建立則無從談起。
中國人的天才並非用在科學技術，而是用在政治管理。他們最「偉大」的發明莫過於皇帝制度。儘管名義與形式上在二十世紀初已經終結，但發明與運作皇帝制度的社會土壤並未乾涸，很難預期它不會隨著季節流轉，重新開出具有皇帝顏色的花朵。
皇帝制度的特色是中央集權。其中包括國家對社會的集權，中央對地方的集權，以及皇帝對官僚的集權。由於皇帝權力來源於軍事征服，開國君主往往握有最大權力，甚至能以祖宗之法的形式規範後繼者的行動。反之，一個非開國之君的皇帝若欲集權，想要取得近似開國皇帝的地位與權力，通常反映的不單是國力的強盛，有時還是危機的加深，因此必須集中權力，才有解決困境的可能。
這也是為何歷史上的盛世朝代，往往也是中衰分水嶺的原因。例如漢武帝以後的西漢，或是宋神宗以後的北宋，又或是乾隆皇以後的清朝，大體都是盛極而衰的分界，只不過這幾位尚保留國力，不致立刻陷入動亂。例如隋朝的隋煬帝，或是唐朝的唐玄宗，在位時都是國力最為強盛之際，但卻都於有生之年中，親眼目睹了王朝的覆滅與動盪。上述類型起因各異，共同特徵都是傾全國之力，或者投入大規模的變法改革，或者投入大規模的土木工程，或者投入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進而在氣力放盡、控制鬆弛後，使社會陷入混亂。
老實地說，中國政治與經濟的混亂，未必是台灣之福。誠如有些觀察家早已指出，台灣是中國解決內部矛盾極為重要的工具。無論中國表面上重複多少次制式的統一語言，實際上也不敢真正兌現。對中國來說，最好的情形就是讓台灣處在要死不活的狀態，必要時作為出氣筒，用以調節中國內部的溫度。唯有當中國內部矛盾衝突大到足以影響中共統治基礎時，台灣才有可能變成最後的解方，被服用下去。
因此，十九大前後，當若干媒體將目光放在習近平集中權力，追上毛澤東、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以致有可能打破慣例、延長任期時，台灣應該計算的恐怕不是他談了幾分鐘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也不是他相比前次致詞多出了哪些新詞彙術語，而是應該從中國歷史長期發展演化出來的模式，去觀察現實政治的動向，進而預測未來可能的走向。十九大的核心集權，一帶一路的投資建設，南海的人工島礁……，是否也讓你想起了哪位盛世的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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