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 我們還有課可罷
作者：林鈺雄（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武警一夜強勢驅離，街頭回到解嚴前和陳雲林來台時的攻防戰場景。面對執政者用武力來解決自己製造出來的「零和僵局」，數高校學生會串聯發起全台大罷課。學生的球發出去了，我和全國教師一樣，心急如焚，要怎麼接球？
首 先，我不能苟同教育部千篇一律的說詞：「學生最重要的還是學習，罷課會傷害學生受教權」。先說官員自己才更該要「學習」（不然怎麼闖出服貿這種反民主的大 禍），而學生從「實踐中」往往獲得更好的學習，不然我們法律系老師把學生帶到法庭實習，所為何來？至於「受教權」說法，則是令人大開眼界。試問：全國中學 有多少體育課是被剝奪挪去學科考，怎麼教育部從來都沒有拿出什麼對策來維護他們的「受教權」呢？更遑論和服貿協議一樣是黑箱作業的竄改歷史課綱，教育部還 強迫全國師生去接受特定統治者的觀點。到底是誰在踐踏受教權？
但是，罷課是否影響（想要上課的）個別學生的受教權，的確要認真思辨。官方 回應講得白話些，就是修課有一百名學生的話，就算只有一個反對，也不准罷課來影響一人的受教權。這是不假思索，而教育最忌諱的就是不假思索。對照看看，罷 工有完全相同的問題，假使這種說法成立，幾萬名員工的大企業（例如先前才大罷工的德航）只要有一個員工反對，就不可能發動罷工，那麼，全世界都不會有合法 的罷工，工人也不可能有「罷工權」。本來，罷工就是個別弱勢勞工為了對抗優勢雇主，所以才聯合起來增加談判籌碼，以期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換言之，罷工正 是為了落實而非剝奪工作權，儘管某些人因此一時不能上工，但他們終究也會受惠於罷工者所爭取到的較佳勞動條件。
由此可知，不能僅以個別工作權的說詞，來概括否定其他人聯合起來的罷工權（以及經由罷工而維護的工作權）。重點在於，罷工經過什麼樣的「民主程序」？這正是整個工會制度的運作核心。
回 到學校。高校學生已經是法律上的「大人」了，刑法上也有完全的責任能力。學生是課堂的主體，教師也是為學生而授課。高校學生若要響應學生會聯合的自主罷 課，認為這才是面對憲政危機最好的教育方式，教師沒有阻止甚或制裁（例如記曠課）的正當理由。但在學生對罷課意見紛歧時，教師負有協助其透過實質民主程序 （不是只有表決，更包含意見討論）的積極義務，對於決定結果則有尊重義務。當然，這裡還牽涉到高校教師對課程方式的教學與學術自由問題，重要的是，師生若 有共同決定，校方就無干涉立場。大學校長應該堅定聲明對學術自由的尊重立場，而非越俎代庖去評價學生佔領是否構成刑法犯罪；連總統記者會都避談的違法問 題，校長有比較專業嗎？
簡言之，罷課不等於剝奪受教權。教師面對學生罷課決定，可善用學術自由來形成另一種教學平台，例如講堂課可事先錄影或事後補課、討論課可走出教室或探討學生迫切關心的議題。
最後我不得不說，罷課不是災難，畢竟還「有課可罷」。透露兩岸未來走向的服貿，為何讓青年人焦慮至此？看看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一課》吧！因為青年學生不希望有一天，老師絕望地走到黑板上寫幾個大字：「台灣萬歲！」，然後，哽咽地說：「課…完了，你們走吧！」
武警一夜強勢驅離，街頭回到解嚴前和陳雲林來台時的攻防戰場景。面對執政者用武力來解決自己製造出來的「零和僵局」，數高校學生會串聯發起全台大罷課。學生的球發出去了，我和全國教師一樣，心急如焚，要怎麼接球？
首 先，我不能苟同教育部千篇一律的說詞：「學生最重要的還是學習，罷課會傷害學生受教權」。先說官員自己才更該要「學習」（不然怎麼闖出服貿這種反民主的大 禍），而學生從「實踐中」往往獲得更好的學習，不然我們法律系老師把學生帶到法庭實習，所為何來？至於「受教權」說法，則是令人大開眼界。試問：全國中學 有多少體育課是被剝奪挪去學科考，怎麼教育部從來都沒有拿出什麼對策來維護他們的「受教權」呢？更遑論和服貿協議一樣是黑箱作業的竄改歷史課綱，教育部還 強迫全國師生去接受特定統治者的觀點。到底是誰在踐踏受教權？
但是，罷課是否影響（想要上課的）個別學生的受教權，的確要認真思辨。官方 回應講得白話些，就是修課有一百名學生的話，就算只有一個反對，也不准罷課來影響一人的受教權。這是不假思索，而教育最忌諱的就是不假思索。對照看看，罷 工有完全相同的問題，假使這種說法成立，幾萬名員工的大企業（例如先前才大罷工的德航）只要有一個員工反對，就不可能發動罷工，那麼，全世界都不會有合法 的罷工，工人也不可能有「罷工權」。本來，罷工就是個別弱勢勞工為了對抗優勢雇主，所以才聯合起來增加談判籌碼，以期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換言之，罷工正 是為了落實而非剝奪工作權，儘管某些人因此一時不能上工，但他們終究也會受惠於罷工者所爭取到的較佳勞動條件。
由此可知，不能僅以個別工作權的說詞，來概括否定其他人聯合起來的罷工權（以及經由罷工而維護的工作權）。重點在於，罷工經過什麼樣的「民主程序」？這正是整個工會制度的運作核心。
回 到學校。高校學生已經是法律上的「大人」了，刑法上也有完全的責任能力。學生是課堂的主體，教師也是為學生而授課。高校學生若要響應學生會聯合的自主罷 課，認為這才是面對憲政危機最好的教育方式，教師沒有阻止甚或制裁（例如記曠課）的正當理由。但在學生對罷課意見紛歧時，教師負有協助其透過實質民主程序 （不是只有表決，更包含意見討論）的積極義務，對於決定結果則有尊重義務。當然，這裡還牽涉到高校教師對課程方式的教學與學術自由問題，重要的是，師生若 有共同決定，校方就無干涉立場。大學校長應該堅定聲明對學術自由的尊重立場，而非越俎代庖去評價學生佔領是否構成刑法犯罪；連總統記者會都避談的違法問 題，校長有比較專業嗎？
簡言之，罷課不等於剝奪受教權。教師面對學生罷課決定，可善用學術自由來形成另一種教學平台，例如講堂課可事先錄影或事後補課、討論課可走出教室或探討學生迫切關心的議題。
最後我不得不說，罷課不是災難，畢竟還「有課可罷」。透露兩岸未來走向的服貿，為何讓青年人焦慮至此？看看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一課》吧！因為青年學生不希望有一天，老師絕望地走到黑板上寫幾個大字：「台灣萬歲！」，然後，哽咽地說：「課…完了，你們走吧！」
罷課不等於剝奪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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