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15, 2016, 6:00 am 次
今年11月30日，709案中被捕的維權律師謝陽的妻子陳桂秋，在網上發文說：代理律師張重實成功會見謝陽，律師在會見室等待時，聽到走廊遠處連續傳來被警察打的呼聲和大哭聲，有五、六分鐘之久。
謝陽到會見室後陳述，他要帶材料交給律師，警察袁進不允許，雙方發生爭執。袁進將謝陽的手銬卡緊，打發另一警察走開，將謝陽拖上樓道拐角處，用拳頭擊打謝陽頭部數下。張律師等待會見時聽到悽慘叫聲，就是謝陽的呼聲和求救聲。
陳桂秋寫道：「在張重實律師等待會見時都發生如此惡劣的毆打行為，想想在此前的一年零四個多月的時間裡，謝陽到底都遭受了什麼？我們強烈譴責看守所對謝陽的非人待遇！我們一定會將此事訴諸法庭，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責任！」
對謝陽施暴的袁進，是一名名副其實的「惡警」。大陸公檢法是最黑暗的領域，人們或許會用中國諺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或漢娜‧鄂蘭的「平庸之惡」概念，來解釋袁進的行為。但即便在警察內部，也並非所有警察都如此壞，也沒有來自上級、明確要求他們如此作惡的命令。那麼，我們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討，袁進這樣的惡警究竟是如何煉成的？
可供參考的研究是美國學者布朗寧所著《平民如何便成屠夫：一零一後備警察警察營的屠殺案真相》一書。一零一警察營是德國治安警察部隊的一支，是未經嚴格訓練的後備部隊。長期以來，人們聚焦於負責管理死亡集中營的黨衛軍，而忽略負責清除猶太居住區的這支人數更多、素質不高的隊伍。一零一後備警察營成員，大多是未能入選國防軍和黨衛軍的平民，被稱為「草根階層的行兇者」。
戰後直至60年代，這些成員才受到調查和審判，布朗寧在研究相關檔案材料時，震驚於「駭人的大屠殺罪行，和一張張行兇者的面孔之間，形成了如此殘酷的對比」。
布朗寧在書中提出「平民變成屠夫」的三個原因。第一，他們將加害對象視為敵人，視為畜生、病毒，認為猶太人對第三帝國的輝煌願景有巨大危害，必須清除。如約翰‧道爾所說：「對他人非人格化，對形成促進殺戮的心理疏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就是說，「疏離」而非瘋狂和殘忍，是後備警察一零一營行為的關鍵。這個解釋用在今天的中國，袁進對謝陽施暴，因為他認為謝陽是「國家的敵人」，才心安理得地在其會見律師之前毆打他，他認為自己在做一件正確的事情。
第二，這些平時從事不同職業的普通市民，是道德的「沉睡者」，是「潛在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們慣於為其行為製造藉口，其中最令人震驚的辯解，來自不萊梅港一名35歲的金屬工匠之口：「我努力了，我能做到向孩子開槍。當母親領著孩子來受死時，一切就這麼發生了。我旁邊的人打死母親，然後我打死她的孩子。因為我說服自己，失去母親的孩子畢竟也活不長。這麼說讓我的良心得以釋放。」
在中國，袁進也用這樣的解釋讓自己釋懷：我不打他，別人也會打他。所以，他下班回到家中，可立即變臉成溫柔的丈夫的慈愛的父親。
第三，布朗寧發現，警察關心自己在同僚眼中的形象，遠超於他們關心與同為人類的受害者之間的紐帶。「猶太人存在於他們的人類責任和義務範圍之外」。這種在同事和敵人之間的「我們」與「他們」的兩極分化，「顯然是戰爭中的普遍現象」。用德國思想家阿多諾的話說，這些警察被「權威人格」異化。
中國是另一種形式的第三帝國，雖然沒有處於與敵國戰爭狀態，但中共政權無時不刻在進行一場對公民社會的戰爭。袁進對謝陽施暴，可在同儕中顯示他對工作盡責，以作為晉升的「投名狀」。於是，警察系統中誕生了一種「比惡」機制。
我們必須記錄下袁進這樣的惡警名字，不僅要在未來民主化的中國，在實現轉型正義過程中，將作惡者送上審判席；更要在當下讓他們為其惡行付出相應代價。比如，呼籲西方國家將他們及其直系親屬列入拒絕入境名單；每年由國際人權組織彙集「人權侵犯者」名單，廣為傳播；利用各種信息渠道搜索出他們親朋的資料，並向他們的親朋發信揭露其惡行，讓他們在親朋當中扮演的「好人」角色徹底破產。（作者為旅美獨立時評作家）
謝陽到會見室後陳述，他要帶材料交給律師，警察袁進不允許，雙方發生爭執。袁進將謝陽的手銬卡緊，打發另一警察走開，將謝陽拖上樓道拐角處，用拳頭擊打謝陽頭部數下。張律師等待會見時聽到悽慘叫聲，就是謝陽的呼聲和求救聲。
陳桂秋寫道：「在張重實律師等待會見時都發生如此惡劣的毆打行為，想想在此前的一年零四個多月的時間裡，謝陽到底都遭受了什麼？我們強烈譴責看守所對謝陽的非人待遇！我們一定會將此事訴諸法庭，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責任！」
對謝陽施暴的袁進，是一名名副其實的「惡警」。大陸公檢法是最黑暗的領域，人們或許會用中國諺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或漢娜‧鄂蘭的「平庸之惡」概念，來解釋袁進的行為。但即便在警察內部，也並非所有警察都如此壞，也沒有來自上級、明確要求他們如此作惡的命令。那麼，我們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討，袁進這樣的惡警究竟是如何煉成的？
可供參考的研究是美國學者布朗寧所著《平民如何便成屠夫：一零一後備警察警察營的屠殺案真相》一書。一零一警察營是德國治安警察部隊的一支，是未經嚴格訓練的後備部隊。長期以來，人們聚焦於負責管理死亡集中營的黨衛軍，而忽略負責清除猶太居住區的這支人數更多、素質不高的隊伍。一零一後備警察營成員，大多是未能入選國防軍和黨衛軍的平民，被稱為「草根階層的行兇者」。
戰後直至60年代，這些成員才受到調查和審判，布朗寧在研究相關檔案材料時，震驚於「駭人的大屠殺罪行，和一張張行兇者的面孔之間，形成了如此殘酷的對比」。
布朗寧在書中提出「平民變成屠夫」的三個原因。第一，他們將加害對象視為敵人，視為畜生、病毒，認為猶太人對第三帝國的輝煌願景有巨大危害，必須清除。如約翰‧道爾所說：「對他人非人格化，對形成促進殺戮的心理疏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就是說，「疏離」而非瘋狂和殘忍，是後備警察一零一營行為的關鍵。這個解釋用在今天的中國，袁進對謝陽施暴，因為他認為謝陽是「國家的敵人」，才心安理得地在其會見律師之前毆打他，他認為自己在做一件正確的事情。
第二，這些平時從事不同職業的普通市民，是道德的「沉睡者」，是「潛在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們慣於為其行為製造藉口，其中最令人震驚的辯解，來自不萊梅港一名35歲的金屬工匠之口：「我努力了，我能做到向孩子開槍。當母親領著孩子來受死時，一切就這麼發生了。我旁邊的人打死母親，然後我打死她的孩子。因為我說服自己，失去母親的孩子畢竟也活不長。這麼說讓我的良心得以釋放。」
在中國，袁進也用這樣的解釋讓自己釋懷：我不打他，別人也會打他。所以，他下班回到家中，可立即變臉成溫柔的丈夫的慈愛的父親。
第三，布朗寧發現，警察關心自己在同僚眼中的形象，遠超於他們關心與同為人類的受害者之間的紐帶。「猶太人存在於他們的人類責任和義務範圍之外」。這種在同事和敵人之間的「我們」與「他們」的兩極分化，「顯然是戰爭中的普遍現象」。用德國思想家阿多諾的話說，這些警察被「權威人格」異化。
中國是另一種形式的第三帝國，雖然沒有處於與敵國戰爭狀態，但中共政權無時不刻在進行一場對公民社會的戰爭。袁進對謝陽施暴，可在同儕中顯示他對工作盡責，以作為晉升的「投名狀」。於是，警察系統中誕生了一種「比惡」機制。
我們必須記錄下袁進這樣的惡警名字，不僅要在未來民主化的中國，在實現轉型正義過程中，將作惡者送上審判席；更要在當下讓他們為其惡行付出相應代價。比如，呼籲西方國家將他們及其直系親屬列入拒絕入境名單；每年由國際人權組織彙集「人權侵犯者」名單，廣為傳播；利用各種信息渠道搜索出他們親朋的資料，並向他們的親朋發信揭露其惡行，讓他們在親朋當中扮演的「好人」角色徹底破產。（作者為旅美獨立時評作家）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