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的台湾问题
實用主義者不是不講道德的人,而是相信抽象原理解決不了具體問題的人。他們有良好的現實感,能夠利用個別優勢。特朗普知道美國是強者,個別交涉總是強者佔優,如果變成集體談判或普遍原則,強者的優勢就會縮小。這就是他反對普世主義、北約或TPP的真實意義。一個商人肯定認為,這些做法都是毫無必要滴縮小了自己本來可以獲得的利益。
北京一直堅持,跟菲律賓雙邊談判,只是做不到而已。日本在三十年代,堅持跟蔣介石雙邊談判。美國在這兩次糾紛當中,都堅持多邊協調的原則,意思是美國本身並不想要什麼,只是覺得強者欺負弱者不能過分。
美國自己如果堅持對所有人都雙邊談判,不搞集體談判,不講普世價值抽象原理,美國能占多少利益,就應該理直氣壯地占,就像特朗普自己只要不犯法,能避稅就要盡量少交一樣,世界會變成怎樣呢?
全世界的黃金,都會流入羅馬。羅馬最窮的人只要還能打仗,都可以對外國君主頤指氣使了。這就是特朗普理想當中的美國外交,而且是可以實現的。
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美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仁慈的秩序輸出者。任何人否認這一點,你都可以不動大腦地將他們歸入瘋子、騙子和傻子當中的某一類。
你如果按照特朗普自己做生意和繳稅的同樣標準衡量國際關係,就只能承認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把應該占到的便宜佔盡。如果總統僅僅是生意人,這種做法就是對股東不負責任。
美國之所以不是特朗普理想的樣子,歸根結底還是基督教傳統和威爾遜主義的強烈道德感還在發揮作用。特朗普的理想只要打折扣實現一小部份,就足夠用全世界的貢賦把每一個美國失業者包養起來。
台灣問題不是特朗普能完全按個人意見處理的地方,因為親台灣集團的勢力按馬基雅維利標準看,比台灣本身要大。這個集團繼承了冷戰爆發時,美國基督教保守派的受挫感和受騙感。這個集團已經擁有世界上值得追求的一切,不缺乏任何物質的東西,除了畏懼上帝,在世界上也沒有任何恐懼的對象,所以價值觀層面的自我滿足,對他們非常重要。歐亞大陸上所有的政治集團,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即使大英帝國在其全盛時期,都無法消除無敵艦隊的記憶,四處搜索任何看上去有點像拿破崙種子的敵人。
特朗普不想得罪他們,是很明顯的。他大嘴出名,人人都不敢罵的對象,都讓他罵完了,唯一一次說對不起,就是因為幾句黃色笑話,讓基督教保守派不高興了。如果反感的主體是其他什麼人,他多半會照例反唇相譏的。這種親疏有別的本能反應,就是共同體邊界最好證明。照毛澤東的說法,這叫區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任何政治家犯下以疏間親的錯誤,都會付出慘痛代價。
在否決政治的格局下,除非台灣的外交過分低能,院外活動集團又全是匪諜,這個集團僅僅為了讓自己心裡舒服,就能阻止台灣政策的任何改變,至少拖延是不成問題的。
特朗普不是卡特或杜魯門,會因為盟友獨裁腐敗,為了抽象原則而出賣他們。他如果得不到足夠的紅利,不會白給別人什麼東西。世界上有什麼利益足以補償麥凱恩這種人所屬的選民呢?可以預見的未來好像沒有。任何一方如果僅僅依靠地下活動,是改變不了基本盤的。也就是說,北京不可能從美國手中買下台灣;只能在打敗美國的情況下,得到台灣。北京如果正確判斷形勢,就不會有戰爭;如果錯誤判斷形勢,共產黨和台灣可能同歸於盡,但台灣可能像比利時一樣重建,共產黨卻不能。
在最後這種情況,我設計的諸夏就會變成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我會賭贏知識份子所能贏得的最大賭注。但是對台灣來說,最佳方案顯然是拖。
特朗普的外交承諾可能變成政治籌碼,用來交換其他利益,但他的內政承諾不是,他必須奪回美國中下階級在全球化當中失去的東西。這些東西落到誰手裡了?共產黨、中國土豪和中國奴隸勞工手中。民主黨希望全球化改造中國,結果卻為了奴隸勞動犧牲了自由勞動。TPP是亡羊補牢,但美國選民已經決定不給民主黨自己改正錯誤的機會。這個可怕的教訓,注定會懸在今後二十年的任何政治家頭上。
特朗普要保護他的基本選民,就必然會讓共產黨、中國土豪和中國奴隸勞工破產,具體方法是關稅還是其他什麼,並不重要。生意人不像知識份子或教士那樣在乎手段,只要目標達到就好。北京有能力發動戰爭的時間,比特朗普可能的任期更短,所以為台灣考慮,拖過四五年,中國就不會再有支持戰爭的財力和人口結構了。
迅速攤牌,台灣雖然最後還是在勝利者一方,但增加了不必要的損失,不是最佳策略。
當然無論其他情況如何,站在失敗者一方的策略,永遠都是最差策略。誰選擇了這種策略,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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