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n Hun
2 天前公開
習近平謀台戰略第一節《逼迫台灣就範的三個機遇期》
——中共太子黨確定斬殺自由台灣獨立狀態的時間節點袁紅冰《台灣生死書》節選
2012年秋，習近平一就任中共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太子黨便發起設立了一個名叫“大國戰略”的沙龍，設立“大國戰略”沙龍的目的簡單明確，即探討“復興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崛起的大戰略”，為習近平提供戰略決策的參考。
“大國戰略”沙龍組成人員的主體是中共太子黨，包括劉源、劉亞洲、陳元（陳雲之子）、葉選寧（葉劍英次子）、王軍（王震之子）、張海洋（張震上將之子） 、孔丹（孔原之子）、朱成虎、羅援（羅長青之子）等六十餘名掌控重要軍事、政治、外交、經濟能量的太子黨領袖級人物。
“大國戰略”沙龍還網羅了太子黨之外的“一時才俊”，如中央黨校副校長李書磊，原總參二部高級研究員、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辛旗，及所謂軍中鷹派戴旭等等。這批非太子黨成員，或是習近平的近臣，或者是太子黨中堅力量引為心腹的智囊。
依照章程，“大國戰略”沙龍每個月的第一個週末公休日舉行一次主體演講討論會。會議的地點輪換設在國防大學第二保密會議室和總參二部部務會議室。
經 習近平以中央軍委主席的名義特別批准，“大國戰略”沙龍的活動經費由國防大學和總參二部共同支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兼任沙龍秘書長。同時，習近平 指示，鑑於“大國戰略”沙龍參與者的身份比較敏感，探討的問題事關國家戰略決策，所以，“大國戰略”沙龍的活動內容列為國家一級保密等級；其議題和討論結 果也要嚴格保密，只報到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以及中央軍委委員一級。
“大國戰略”沙龍的保密工作具體由總參二部、國家安全部和國防大學保衛部互相協調。共同負責。
如此一來，由太子黨發起設立的“大國戰略”沙龍已經明顯具有國家機構的性質。北京官場甚至有人認為，“大國戰略”沙龍實質上是習近平戰略決策的最高參謀機構。
2013年3月，在國防大學第二保密會議室，“大國戰略”沙龍召開設立以來的第一次會議，會議主題演講者是劉亞洲上將，演講題目叫做《紅二代的歷史使命和 國家大戰略》，這個演講被北京官場稱為中共太子黨主政宣言，從中可以一窺與自由台灣命運直接相關的當代極權主義擴張的思想脈絡和策略考慮。
劉亞洲的演講歷時四個半小時，現將其演講的最主要內容概括如下：
一、劉亞洲首先為紅二代正名。他認為紅二代就是父輩參與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代人；有人把紅二代叫做太子黨，是一種污衊。紅二代的父輩是戰爭的血海孕育出的精英，他們具有創造歷史的膽氣。
或許為了拉攏非太子黨的才俊，劉亞洲強調，雖然紅二代有血緣繼承的含義，但更是一種精神的繼承——凡繼承了為創造歷史而不畏浴血的革命意志的人，在精神上都屬於紅二代。
二、 紅二代從父輩手中繼承了一個“強大的國家”，同時也繼承了一個嚴峻的時代問題。紅二代在歷史上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像前蘇聯共產黨人那樣變成敗家子，還是 會使繼承的政治遺產發揚光大，全在於紅二代能否成功解決屬於父輩的時代遺留問題——解決時代遺留的問題，就是紅二代的歷史使命。
在劉亞洲看 來，時代遺留的問題，在國際政治範疇內，就是美國作為立法者主導的國際秩序，與中共的“歷史性崛起”已經處於短兵相接的狀態，直接影響到中共實現其在西太 平洋區域的戰略利益。對於國內而言，時代遺留的問題十分複雜，而當前最主要的問題則在於，官員的普遍腐敗已經“生活方式化”；腐敗引發的官民矛盾相當程度 上威脅到中共政權的政治安全。
三、劉亞洲提出，為解決國內問題，應當迅即全面啟動解決國際問題的戰略。
他認為，官員腐敗問題勢如沈痾，病入膏肓，積重難返；只有透過解決國際問題，即在同美國爭奪國際秩序立法權的過程中不斷取得勝利，來積累政治能量，加深民族利益的認同感，增強對共產黨的信心和執政團隊的權威，為逐步解決國內問題創造條件。
劉亞洲就此問題給出一個結論：歷史證明，當年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是失敗政策；今天我們為取得勝利，應當反其道而行之，即“為安內必攘外，挾攘外勝利之勢，以安內”。
四、劉亞洲重申，中共的崛起勢必與美國的全球戰略發生無可規避的正面衝撞，這是歷史的死結。解開這個歷史死結的可能只有兩種：或者中共的崛起遭遇重大挫敗，稱為一枕黃粱；或者美國最終退出歷史中心，交出國家秩序立法權，萎縮成一個北美的地區性國家。
不 過，劉亞洲也明確指出，美國最終的全面失敗是下一個歷史時期的主題，而未來十年內，紅二代以習近平為像徵，全面主宰權力意志的時期內，應當只以一個目標作 為國際政治領域的具體歷史使命，即在泛西太平洋區域內，實現自己的國家意志，取代美國，控制這一區域內的國際秩序的立法權——
劉亞洲把這個目標叫做“紅二代十年曆史使命”，並聲稱，實現了“十年曆史使命”，紅二代便盡到了自己的天職；沒有完成“十年曆史使命”，紅二代死不瞑目，愧對作為“一代人傑”的父輩。
五、 劉亞洲意識到，摧毀美日間的戰略同盟關係，是實現“十年曆史使命”的條件和結論。那是一個需要透過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各種方式的綜合運用，在出神入化 的策略指導下才能達到的戰略目標。但是，無論如何，盡快解決台灣問題，都是達到這個戰略目標的題中之意——解決台灣問題事關戰略全局，刻不容緩，時不我 待。
劉亞洲說：“本來台灣問題應當在胡錦濤同誌任內解決。天不遂人願，出了王立軍事件，造成戰略被動，解決台灣問題交到習近平總書記手中。我想 強調的是，對於胡錦濤同志，解決台灣問題是歷史使命的終點；對於習近平總書記，解決台灣問題卻只是歷史使命的起點。對於這一點保持清醒的認識，有利於我們 對解決台灣的價值做出具有時代特徵的判斷，也會使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佈局，更加具有大國戰略思維的素質。”
中共建政一代領導人對於 台灣問題的解決，主要是基於歷史邏輯的思考，即要以共產黨的最終勝利為國共兩黨百年之爭畫下句號。台灣以和平方式民主轉型成功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對中 國人民的政治示範作用，直接威脅到中共極權專制的價值基礎，這就促使中共一定要絞殺台灣獨立狀態的政治理由，走出歷史，走進現實的利害權衡。
劉 亞洲在《紅二代的歷史使命和中國大戰略》的演講中，則把按照中共意圖解決台灣問題，視為取代美國，控制泛西太平洋國際秩序立法權的戰略的第一步。這不僅意 味著中共把台灣置於其全球極權主義擴張的戰略想法中加以審視，更意味著太子黨把盡快解決台灣問題視為關係到中共政權生死存亡的問題。因為，根據劉亞洲的政 治思維，只有在國際政治領域不斷取得重大勝利，中共才可能解開國內全面社會危機的死結。
中共太子黨已經把絞殺自由台灣主權事實獨立的狀態，視為中共求生的唯一出路——
對此做出清醒的認識，並準備堅定地面對即將到來的強權更加凶悍的逼迫，則是自由台灣唯一的求生之路。
由於劉亞洲此番演講什麼冗長，且事關中共未來基本戰略，所以，2013年4月“大國戰略”沙龍的第二次例會沒有安排新的主題演講，而是圍繞劉亞洲的演講展開討論。
這次例會上，中央辦公廳主任、“大國戰略”沙龍兼任秘書長栗戰書，代表習近平，對劉亞洲的演講發表兩點意見：
其一，劉亞洲提出的“紅二代十年曆史使命”的理念很重要，也很具體，內容既壯懷激烈，又切實可行；其二，劉亞洲對解決台灣問題的緊迫性的論述，從國際大戰略的角度強調了台灣是“核心國家利益”的判斷，意義重大。
栗 戰書在例會上還是提到，2012年秋，胡錦濤退休前最後一次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時，罕見地動情說道：“小平同志逝世前，幾次指定由我任總書記的這一代領導集 體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但是，我辜負了小平同志的期待，沒有完成他的遺囑。雖說事出有因，畢竟是我的終身遺憾。我希望近平同志和下一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 創造條件，盡快解決台灣問題，以告慰小平同志和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這是我退休前唯一的政治囑託。”
栗戰書最後總結道：“未來加快解決台灣問題已成全黨共識。習近平總書記已經對國台辦做出指示，要求兩岸儘速進入政治談判領域，不能總在經濟領域徘徊：兩岸問題總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
栗戰書還透露：“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2013年秋正式成立之後，統一台灣，解決這個事關國家首要核心利益的問題，就會列為“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未來一個時期內，國際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鬥爭，都要為圍繞解決台灣問題進行。
2013年5月，“大國戰略”沙龍第三次例會，原總參二部研究員、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的辛旗被確定為主題演講人。在這個冠蓋雲集的沙龍中，辛 旗能脫穎而出，不在於他的官職和背景，而在於他的演講主題撥動了中共太子黨當下最敏感的政治心弦，即台灣問題。辛旗演講的題目是《逼迫台灣就範的三個機遇 期》。
演講中，辛旗首先提到一個觀念，即美國的歷史性的政治和軍事存在，是解決台灣問題的主要困難所在；因此，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在於獲得對美國可能的介入實施“有效遮斷”的能力。
辛 旗認為，軍事上，中共已經具備充分有效的“遮斷”美國海空軍介入台海衝突的能量。但是，“兵危戰兇，實施軍事遮斷應當是最後的選擇。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高 妙的戰策。所以，指定並實施對美國介入的政治法律遮斷策略，應當成為解決台灣問題的重中之重。對美國介入實施政治法律遮斷的意識——這是判定逼迫台灣就範 機遇期的思想基點。”
根據上述思想基點，辛旗在演講中提出三個機遇期。
第一個機遇期，2015年至2016年5月20日馬英九卸任之前。
這個機遇期可能達到的最高目標，是國共兩個執政黨簽訂《國家和平統一協議》，國民黨同意終止它所創立的“中華民國”國號和主權主張，將台灣的主權交還共產黨執政的“中央政府”；共產黨以中國唯一執政黨的資格，同意台灣地區在中國主權管轄下，實施自治。
辛旗指出，兩岸《國家和平統一協議》的簽訂，就意味著台灣問題完全進入中國國內法範疇，美國將喪失進行任何政治軍事干預的合法性。
這個機遇期應當力爭實現的最低目標，是簽訂兩岸《軍事互信協議》。
兩岸《軍事互信協議》一旦成為事實，就會摧毀另一個事實，即台美之間事實存在的“潛在的”軍事同盟關係。兩岸既然已經建立軍事互信，美國的《與台灣關係法》自然而然失去價值，美國介入台海事務的國內法基礎也隨之崩潰。
辛 旗認為，《軍事互信協議》雖然不能像《國家和平統一協議》那樣具有歷史里程碑的地位，但是，《軍事互信協議》的直接效果就是使台灣成為國際軍事關係中的孤 兒，如果依照軍事是政治的延伸的規律，軍事意義上的後果也必定引發政治效應——台灣將迅速由國際軍事關係中的孤兒，變成國際政治關係中的棄兒。這樣一來， 《軍事互信協議》反而可能起到暗渡陳倉的效果。
演講中，辛旗措辭強烈地批評了中國國台辦的一種觀點，即“由於馬英九極度無能，民心盡失，難以成事，所以應當放棄同馬英九進行政治軍事談判並簽訂相關協議的努力。”
辛旗指斥國台辦某些人“缺乏辯證思維的能力”。
辛 旗承認，馬英九確定連任一年多以來，盡顯“繡花枕頭”的蠢笨絕倫之態。辛旗稱：“馬英九干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節；喜陰謀，愛權鬥，卻又遇挫即退，驚怯 如鼠。斯人治國無能，理財無方，用人無術，天性涼薄，只慕虛榮，好妒如刁婦，視民意如仇讎。一言以蔽之，馬英九能登總統之位，說明'百年黨國'日薄西山， 大限已到，運數將盡。”
但是，辛旗認為，馬英九蠢笨少智，民心喪盡，不僅不是中共謀台的障礙，反而會為中共迅速解決台灣問題提供難得的機遇。
他 說：“馬英九隻有在台灣陷入政治絕境，才會向大陸尋找出路，才會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尋求突破，以滿足對於'歷史定位'的野心。所以，馬英九的困境絕境，對於 我們反而是機遇。我們不僅沒有必要為我馬英九擔憂，更不應當幫助他緩解困境，相反，我們應當不著痕跡地加深馬英九的危機。馬英九越困難，便越急於向我們靠 攏。馬英九，一個蠢笨少智而又野心滔天的小政客而已。只要他相信我們能讓他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之類的虛榮，又有和平統一的首功之臣的歷史定位，他又怎能不抓 住權力的最後機會，滿足他的虛榮和野心。”
辛旗提出的第二個機遇，是2016台灣大選之後的半年之內，這個機遇期以民進黨候選人當選為想定條件。
辛旗指出，民進黨候選人只有實質上堅持“台獨”立場才可能當選；如果放棄台獨立場，變成國民黨的影子，民進黨就沒有勝選的可能——影子不可能戰勝本體，這是基本的政治規律。因此，對於中共，民進黨勝選必定是壞事。不過，壞事向好事轉化是另一個基本的政治規律。
辛 旗在演講中就此專門進行論述。他說：“請想一想，假設沒有民進黨21世紀初的兩次勝選，怎麼可能有連戰走投無路之下，代表國民黨進行的破冰之旅；怎麼可能 有今天這種大好局面——國民黨主體已經同我們黨在政治利益上水乳交融，已經相當程度上成為我黨在台灣政壇的代言人。國共兩黨關係的歷史性突破，就起步於民 進黨勝選。這是壞事向好事轉變的基本規律在起作用。”
辛旗判斷，2016年民進黨一旦勝選，國民黨內必定哀鴻遍野，哭聲震天，對於台灣所謂“民主選舉”徹底失望。中共則應該當機立斷，引導國民黨的絕望轉化成實施政治決戰的能量，發動以“和平統一”為訴求的社會運動，而且，規模必須超過當年的紅衫軍。
辛旗認為，表面上從台灣內部崛起的“民意”演進成大規模社會群眾運動，對於美國介入台灣事變是最強有力的政治法律“遮斷”措施，他說：“美國找不到介入的政治法律理由，我們則可以全面介入。消長之間，這次追求'和平統一'發社會運動的最終結果，必定是我們穩操勝券。”
辛 旗論述道：“國民黨一旦勝選，民進黨內的各個政客派系必定將呈現做鳥獸散的態勢，對於這一點，謝長廷已經替我們做出預言，2016民進黨如果不能重返執 政，就將消失。民進黨卷堂大散，'和平統一'就少了一個掣肘之力；再次執政的國民黨對於簽訂兩岸'和平統一協議'將無可推託。”
不過，辛旗指出，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展示出強勢作為，仍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因素。
辛旗說：“請同志們注意，我今天演進的題目，即《逼迫台灣就範的三個機遇期》中的第一個詞，叫做'逼迫'。”
“為什麼用這個詞？因為機遇都是在對歷史的逼迫中出現的； 沒有逼迫，就沒有機遇。在這裡，'逼迫'一詞是我們黨堅定意志的強烈展現。沒有堅定的意志，以及作為後盾的強勢的國家行為，即便2016年國民黨再度執政，機遇也可能同我們擦肩而過。”
辛旗的這次演講深得習近平之心。按照習近平的指示，辛旗演講的錄音整理稿，已經由國台辦作為相關領導幹部的必讀文件，下發各涉台單位。
習近平的上述指示是一個跡象，表明中共太子黨即將確定斬殺自由台灣事實獨立狀態的時間節點——就在2016年前後。
——中共太子黨確定斬殺自由台灣獨立狀態的時間節點袁紅冰《台灣生死書》節選
2012年秋，習近平一就任中共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太子黨便發起設立了一個名叫“大國戰略”的沙龍，設立“大國戰略”沙龍的目的簡單明確，即探討“復興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崛起的大戰略”，為習近平提供戰略決策的參考。
“大國戰略”沙龍組成人員的主體是中共太子黨，包括劉源、劉亞洲、陳元（陳雲之子）、葉選寧（葉劍英次子）、王軍（王震之子）、張海洋（張震上將之子） 、孔丹（孔原之子）、朱成虎、羅援（羅長青之子）等六十餘名掌控重要軍事、政治、外交、經濟能量的太子黨領袖級人物。
“大國戰略”沙龍還網羅了太子黨之外的“一時才俊”，如中央黨校副校長李書磊，原總參二部高級研究員、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辛旗，及所謂軍中鷹派戴旭等等。這批非太子黨成員，或是習近平的近臣，或者是太子黨中堅力量引為心腹的智囊。
依照章程，“大國戰略”沙龍每個月的第一個週末公休日舉行一次主體演講討論會。會議的地點輪換設在國防大學第二保密會議室和總參二部部務會議室。
經 習近平以中央軍委主席的名義特別批准，“大國戰略”沙龍的活動經費由國防大學和總參二部共同支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兼任沙龍秘書長。同時，習近平 指示，鑑於“大國戰略”沙龍參與者的身份比較敏感，探討的問題事關國家戰略決策，所以，“大國戰略”沙龍的活動內容列為國家一級保密等級；其議題和討論結 果也要嚴格保密，只報到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以及中央軍委委員一級。
“大國戰略”沙龍的保密工作具體由總參二部、國家安全部和國防大學保衛部互相協調。共同負責。
如此一來，由太子黨發起設立的“大國戰略”沙龍已經明顯具有國家機構的性質。北京官場甚至有人認為，“大國戰略”沙龍實質上是習近平戰略決策的最高參謀機構。
2013年3月，在國防大學第二保密會議室，“大國戰略”沙龍召開設立以來的第一次會議，會議主題演講者是劉亞洲上將，演講題目叫做《紅二代的歷史使命和 國家大戰略》，這個演講被北京官場稱為中共太子黨主政宣言，從中可以一窺與自由台灣命運直接相關的當代極權主義擴張的思想脈絡和策略考慮。
劉亞洲的演講歷時四個半小時，現將其演講的最主要內容概括如下：
一、劉亞洲首先為紅二代正名。他認為紅二代就是父輩參與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代人；有人把紅二代叫做太子黨，是一種污衊。紅二代的父輩是戰爭的血海孕育出的精英，他們具有創造歷史的膽氣。
或許為了拉攏非太子黨的才俊，劉亞洲強調，雖然紅二代有血緣繼承的含義，但更是一種精神的繼承——凡繼承了為創造歷史而不畏浴血的革命意志的人，在精神上都屬於紅二代。
二、 紅二代從父輩手中繼承了一個“強大的國家”，同時也繼承了一個嚴峻的時代問題。紅二代在歷史上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像前蘇聯共產黨人那樣變成敗家子，還是 會使繼承的政治遺產發揚光大，全在於紅二代能否成功解決屬於父輩的時代遺留問題——解決時代遺留的問題，就是紅二代的歷史使命。
在劉亞洲看 來，時代遺留的問題，在國際政治範疇內，就是美國作為立法者主導的國際秩序，與中共的“歷史性崛起”已經處於短兵相接的狀態，直接影響到中共實現其在西太 平洋區域的戰略利益。對於國內而言，時代遺留的問題十分複雜，而當前最主要的問題則在於，官員的普遍腐敗已經“生活方式化”；腐敗引發的官民矛盾相當程度 上威脅到中共政權的政治安全。
三、劉亞洲提出，為解決國內問題，應當迅即全面啟動解決國際問題的戰略。
他認為，官員腐敗問題勢如沈痾，病入膏肓，積重難返；只有透過解決國際問題，即在同美國爭奪國際秩序立法權的過程中不斷取得勝利，來積累政治能量，加深民族利益的認同感，增強對共產黨的信心和執政團隊的權威，為逐步解決國內問題創造條件。
劉亞洲就此問題給出一個結論：歷史證明，當年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是失敗政策；今天我們為取得勝利，應當反其道而行之，即“為安內必攘外，挾攘外勝利之勢，以安內”。
四、劉亞洲重申，中共的崛起勢必與美國的全球戰略發生無可規避的正面衝撞，這是歷史的死結。解開這個歷史死結的可能只有兩種：或者中共的崛起遭遇重大挫敗，稱為一枕黃粱；或者美國最終退出歷史中心，交出國家秩序立法權，萎縮成一個北美的地區性國家。
不 過，劉亞洲也明確指出，美國最終的全面失敗是下一個歷史時期的主題，而未來十年內，紅二代以習近平為像徵，全面主宰權力意志的時期內，應當只以一個目標作 為國際政治領域的具體歷史使命，即在泛西太平洋區域內，實現自己的國家意志，取代美國，控制這一區域內的國際秩序的立法權——
劉亞洲把這個目標叫做“紅二代十年曆史使命”，並聲稱，實現了“十年曆史使命”，紅二代便盡到了自己的天職；沒有完成“十年曆史使命”，紅二代死不瞑目，愧對作為“一代人傑”的父輩。
五、 劉亞洲意識到，摧毀美日間的戰略同盟關係，是實現“十年曆史使命”的條件和結論。那是一個需要透過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各種方式的綜合運用，在出神入化 的策略指導下才能達到的戰略目標。但是，無論如何，盡快解決台灣問題，都是達到這個戰略目標的題中之意——解決台灣問題事關戰略全局，刻不容緩，時不我 待。
劉亞洲說：“本來台灣問題應當在胡錦濤同誌任內解決。天不遂人願，出了王立軍事件，造成戰略被動，解決台灣問題交到習近平總書記手中。我想 強調的是，對於胡錦濤同志，解決台灣問題是歷史使命的終點；對於習近平總書記，解決台灣問題卻只是歷史使命的起點。對於這一點保持清醒的認識，有利於我們 對解決台灣的價值做出具有時代特徵的判斷，也會使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佈局，更加具有大國戰略思維的素質。”
中共建政一代領導人對於 台灣問題的解決，主要是基於歷史邏輯的思考，即要以共產黨的最終勝利為國共兩黨百年之爭畫下句號。台灣以和平方式民主轉型成功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對中 國人民的政治示範作用，直接威脅到中共極權專制的價值基礎，這就促使中共一定要絞殺台灣獨立狀態的政治理由，走出歷史，走進現實的利害權衡。
劉 亞洲在《紅二代的歷史使命和中國大戰略》的演講中，則把按照中共意圖解決台灣問題，視為取代美國，控制泛西太平洋國際秩序立法權的戰略的第一步。這不僅意 味著中共把台灣置於其全球極權主義擴張的戰略想法中加以審視，更意味著太子黨把盡快解決台灣問題視為關係到中共政權生死存亡的問題。因為，根據劉亞洲的政 治思維，只有在國際政治領域不斷取得重大勝利，中共才可能解開國內全面社會危機的死結。
中共太子黨已經把絞殺自由台灣主權事實獨立的狀態，視為中共求生的唯一出路——
對此做出清醒的認識，並準備堅定地面對即將到來的強權更加凶悍的逼迫，則是自由台灣唯一的求生之路。
由於劉亞洲此番演講什麼冗長，且事關中共未來基本戰略，所以，2013年4月“大國戰略”沙龍的第二次例會沒有安排新的主題演講，而是圍繞劉亞洲的演講展開討論。
這次例會上，中央辦公廳主任、“大國戰略”沙龍兼任秘書長栗戰書，代表習近平，對劉亞洲的演講發表兩點意見：
其一，劉亞洲提出的“紅二代十年曆史使命”的理念很重要，也很具體，內容既壯懷激烈，又切實可行；其二，劉亞洲對解決台灣問題的緊迫性的論述，從國際大戰略的角度強調了台灣是“核心國家利益”的判斷，意義重大。
栗 戰書在例會上還是提到，2012年秋，胡錦濤退休前最後一次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時，罕見地動情說道：“小平同志逝世前，幾次指定由我任總書記的這一代領導集 體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但是，我辜負了小平同志的期待，沒有完成他的遺囑。雖說事出有因，畢竟是我的終身遺憾。我希望近平同志和下一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 創造條件，盡快解決台灣問題，以告慰小平同志和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這是我退休前唯一的政治囑託。”
栗戰書最後總結道：“未來加快解決台灣問題已成全黨共識。習近平總書記已經對國台辦做出指示，要求兩岸儘速進入政治談判領域，不能總在經濟領域徘徊：兩岸問題總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
栗戰書還透露：“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2013年秋正式成立之後，統一台灣，解決這個事關國家首要核心利益的問題，就會列為“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未來一個時期內，國際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鬥爭，都要為圍繞解決台灣問題進行。
2013年5月，“大國戰略”沙龍第三次例會，原總參二部研究員、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的辛旗被確定為主題演講人。在這個冠蓋雲集的沙龍中，辛 旗能脫穎而出，不在於他的官職和背景，而在於他的演講主題撥動了中共太子黨當下最敏感的政治心弦，即台灣問題。辛旗演講的題目是《逼迫台灣就範的三個機遇 期》。
演講中，辛旗首先提到一個觀念，即美國的歷史性的政治和軍事存在，是解決台灣問題的主要困難所在；因此，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在於獲得對美國可能的介入實施“有效遮斷”的能力。
辛 旗認為，軍事上，中共已經具備充分有效的“遮斷”美國海空軍介入台海衝突的能量。但是，“兵危戰兇，實施軍事遮斷應當是最後的選擇。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高 妙的戰策。所以，指定並實施對美國介入的政治法律遮斷策略，應當成為解決台灣問題的重中之重。對美國介入實施政治法律遮斷的意識——這是判定逼迫台灣就範 機遇期的思想基點。”
根據上述思想基點，辛旗在演講中提出三個機遇期。
第一個機遇期，2015年至2016年5月20日馬英九卸任之前。
這個機遇期可能達到的最高目標，是國共兩個執政黨簽訂《國家和平統一協議》，國民黨同意終止它所創立的“中華民國”國號和主權主張，將台灣的主權交還共產黨執政的“中央政府”；共產黨以中國唯一執政黨的資格，同意台灣地區在中國主權管轄下，實施自治。
辛旗指出，兩岸《國家和平統一協議》的簽訂，就意味著台灣問題完全進入中國國內法範疇，美國將喪失進行任何政治軍事干預的合法性。
這個機遇期應當力爭實現的最低目標，是簽訂兩岸《軍事互信協議》。
兩岸《軍事互信協議》一旦成為事實，就會摧毀另一個事實，即台美之間事實存在的“潛在的”軍事同盟關係。兩岸既然已經建立軍事互信，美國的《與台灣關係法》自然而然失去價值，美國介入台海事務的國內法基礎也隨之崩潰。
辛 旗認為，《軍事互信協議》雖然不能像《國家和平統一協議》那樣具有歷史里程碑的地位，但是，《軍事互信協議》的直接效果就是使台灣成為國際軍事關係中的孤 兒，如果依照軍事是政治的延伸的規律，軍事意義上的後果也必定引發政治效應——台灣將迅速由國際軍事關係中的孤兒，變成國際政治關係中的棄兒。這樣一來， 《軍事互信協議》反而可能起到暗渡陳倉的效果。
演講中，辛旗措辭強烈地批評了中國國台辦的一種觀點，即“由於馬英九極度無能，民心盡失，難以成事，所以應當放棄同馬英九進行政治軍事談判並簽訂相關協議的努力。”
辛旗指斥國台辦某些人“缺乏辯證思維的能力”。
辛 旗承認，馬英九確定連任一年多以來，盡顯“繡花枕頭”的蠢笨絕倫之態。辛旗稱：“馬英九干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節；喜陰謀，愛權鬥，卻又遇挫即退，驚怯 如鼠。斯人治國無能，理財無方，用人無術，天性涼薄，只慕虛榮，好妒如刁婦，視民意如仇讎。一言以蔽之，馬英九能登總統之位，說明'百年黨國'日薄西山， 大限已到，運數將盡。”
但是，辛旗認為，馬英九蠢笨少智，民心喪盡，不僅不是中共謀台的障礙，反而會為中共迅速解決台灣問題提供難得的機遇。
他 說：“馬英九隻有在台灣陷入政治絕境，才會向大陸尋找出路，才會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尋求突破，以滿足對於'歷史定位'的野心。所以，馬英九的困境絕境，對於 我們反而是機遇。我們不僅沒有必要為我馬英九擔憂，更不應當幫助他緩解困境，相反，我們應當不著痕跡地加深馬英九的危機。馬英九越困難，便越急於向我們靠 攏。馬英九，一個蠢笨少智而又野心滔天的小政客而已。只要他相信我們能讓他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之類的虛榮，又有和平統一的首功之臣的歷史定位，他又怎能不抓 住權力的最後機會，滿足他的虛榮和野心。”
辛旗提出的第二個機遇，是2016台灣大選之後的半年之內，這個機遇期以民進黨候選人當選為想定條件。
辛旗指出，民進黨候選人只有實質上堅持“台獨”立場才可能當選；如果放棄台獨立場，變成國民黨的影子，民進黨就沒有勝選的可能——影子不可能戰勝本體，這是基本的政治規律。因此，對於中共，民進黨勝選必定是壞事。不過，壞事向好事轉化是另一個基本的政治規律。
辛 旗在演講中就此專門進行論述。他說：“請想一想，假設沒有民進黨21世紀初的兩次勝選，怎麼可能有連戰走投無路之下，代表國民黨進行的破冰之旅；怎麼可能 有今天這種大好局面——國民黨主體已經同我們黨在政治利益上水乳交融，已經相當程度上成為我黨在台灣政壇的代言人。國共兩黨關係的歷史性突破，就起步於民 進黨勝選。這是壞事向好事轉變的基本規律在起作用。”
辛旗判斷，2016年民進黨一旦勝選，國民黨內必定哀鴻遍野，哭聲震天，對於台灣所謂“民主選舉”徹底失望。中共則應該當機立斷，引導國民黨的絕望轉化成實施政治決戰的能量，發動以“和平統一”為訴求的社會運動，而且，規模必須超過當年的紅衫軍。
辛旗認為，表面上從台灣內部崛起的“民意”演進成大規模社會群眾運動，對於美國介入台灣事變是最強有力的政治法律“遮斷”措施，他說：“美國找不到介入的政治法律理由，我們則可以全面介入。消長之間，這次追求'和平統一'發社會運動的最終結果，必定是我們穩操勝券。”
辛 旗論述道：“國民黨一旦勝選，民進黨內的各個政客派系必定將呈現做鳥獸散的態勢，對於這一點，謝長廷已經替我們做出預言，2016民進黨如果不能重返執 政，就將消失。民進黨卷堂大散，'和平統一'就少了一個掣肘之力；再次執政的國民黨對於簽訂兩岸'和平統一協議'將無可推託。”
不過，辛旗指出，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展示出強勢作為，仍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因素。
辛旗說：“請同志們注意，我今天演進的題目，即《逼迫台灣就範的三個機遇期》中的第一個詞，叫做'逼迫'。”
“為什麼用這個詞？因為機遇都是在對歷史的逼迫中出現的； 沒有逼迫，就沒有機遇。在這裡，'逼迫'一詞是我們黨堅定意志的強烈展現。沒有堅定的意志，以及作為後盾的強勢的國家行為，即便2016年國民黨再度執政，機遇也可能同我們擦肩而過。”
辛旗的這次演講深得習近平之心。按照習近平的指示，辛旗演講的錄音整理稿，已經由國台辦作為相關領導幹部的必讀文件，下發各涉台單位。
習近平的上述指示是一個跡象，表明中共太子黨即將確定斬殺自由台灣事實獨立狀態的時間節點——就在2016年前後。
成浩易浩易2 天前
血二代更是國人的惡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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