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奇跡的終結
作者 George Friedman
對於中國經濟形勢正在經歷的重大轉變，我們早有預料並已探討多年，而時至今日，這才終於引起主流媒體的關註。有很多人問：中國何時會出現經濟危機。
對此我們的回答是，中國陷入危機已有一段時間——只是這一點並沒有在中國以外的地區得到廣泛認同，尤其是美國。危機在被意識到以前就已存在也是可能的。
而對危機存在這一點的被承認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因為只有當這時，大多數人才開始改變行為以應對危機。我們所探詢的問題是，中國的經濟危機何時才能成為一個普遍接受的事實，並進而帶來全球形勢的轉變。
兩周前，這一危機被以一種張揚的方式公之於眾。先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發表文章《中國模式遇上了大麻煩》（Hitting China’s Wall），他在文中寫道，“但現在信號非常明確：中國遇到了大麻煩。我們不是在說發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根本的問題。中國的整個商業運營方式，以及推動中國經濟30年來迅猛發展的經濟體制，都已經達到了極限。你可以說中國模式即將碰壁，而且是像長城那樣厚的墻壁，目前唯一的問題是這次碰撞會有多嚴重。”
之後，本·利維森（Ben Levisohn）在《巴倫周刊》（Barron’s）專欄中撰寫了題為《中國經濟狼煙升起》（Smoke Signals from China）的文章，他在其中寫道，“在經典災難片《火燒摩天樓》（The Towering Inferno）中，參加派對的人們沒有理會儲藏室的火災，因為他們以為火已被撲滅。投資者們在中國問題上是否正犯著同樣的錯誤？”
他在下文回答了他的設問：“三個月前，投資者們還在下重註賭中國決策者會向經濟體註入現金以刺激經濟增長，而如今的市場似乎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增長乏力已經是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新常態。”
《紐約時報》、《巴倫周刊》和高盛都兼具“通俗看法”（conventional wisdom）的“地震儀”和創造者兩個角色。因此，當這三家機構在幾周內相繼就中國經濟狀況發表評論、點評從“令人失望”到“近乎崩潰”不等時，這已經足以改變人們對中國的看法。現在的討論正在從“中國還需多久超越美國”的預測轉變成“中國崩潰將帶來何種後果”的擔憂。
中國之疑
我們對中國看法突然之間開始躋身流行觀點之列，不得不說有些讓人不適應。早在多年前，我們就首先註意到了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根本矛盾，當時大多數人都視中國為日本未能實現的那個奇跡；經歷被嘲笑“不理解正在發生的全球力量轉移”的日子，如今能有如此多所見略同之人，實在是令人欣慰。
近幾年中，對中國持懷疑態度的人群一直在壯大。但過去的幾個月中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已經從認為中國無所不能、相信沒有什麽是中國人無法辦到的，開始逐漸意識到中國模式已經不再奏效。
中國模式失效已有一段時日了。掩蓋增長乏力現實的表象之一是中國的統計數據，克魯格曼稱之為“虛構中的虛構”。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以這種 狀況，即便中國政府有這種意願去采集信息，那也會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任務。中國在每年1月的第三個星期就發布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並在第二年就 作出修訂），動作為何能如此之快，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但他們知道自己想讓世界對中國的增長有怎樣的一個認識，而世界也相信了他們的數據——由此，就有了 經濟增長的神話。
其實，中國的確出現過一個非凡的增長期。過去30年的增長令人咋舌，唯一的缺憾是，拜毛時代政策所賜，增長的起點實在太低。
一開始的增長相對容易——當時的情況實在很難再惡化到哪兒去了。不要誤解：中國經濟確確實實出現過快速增長。但盡管如此，基於消費水平來看經濟表現，克魯 格曼指出，中國的經濟規模還是比不上日本。根據中國的GDP“猜測”的復合效應，我們猜想它仍然落後於日本，但誰又知道個究竟呢？但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 說，在過去的30年裏，中國經濟的確出現了大幅增長，但它現在的增速已經遠遠不如當初。
中國經濟增長的激增建立在一個極度乏味的事實之上：中國的工資水平遠遠低於西方，中國人由此能夠以極低的成本生產某些特定類別的產品，而同樣的成本放在西 方是不可能實現的。中國圍繞這個事實建起了自己的商業模式，而西方企業則在中國建廠以利用這個工資差。由於在中國生產的很多產品都是工人們靠自己的工資所 無力購買的，於是中國的增長便建立在了出口之上。
要維持這種現狀，中國不得不無限期地將這種工資差維持下去。但它還有另一個重要政策：中國政府極為害怕失業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後果。這種恐懼無可厚非，但 它與中國的最大優勢——工資優勢——背道而馳。對失業問題的害怕導致中國的政策尤其強調失業的預防，哪怕企業效率低下也要維持其運營，這一點明顯體現在銀 行貸款政策上。中國還利用銀行貸款建設大量的基礎設施和商用及住宅物業。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政策在經濟體中制造了巨大的效率低下現象。在沒有經濟衰退的 情況下，低效實體也還可以繼續發展。經濟增長是可以做到的，但卻是無效益的增長。最終，經濟會在低效的拖累下止步。
通脹vs失業
隨著企業效率日漸低下，生產成本隨之上升，從而導致通貨膨脹。低效企業繼續獲得貸款以維持運營，使得通貨膨脹更為明顯。為維持經濟增長而進行的激進信貸促 進了貨幣供應的增加，而這又反過來加劇了低效現象。鑒於這種狀況已經累積多年，眼下中國經濟的效率低下程度已經令人咋舌。
第二點要記住的是中國鋪天蓋地的貧困現象，中國有9億人口的年人均收入與 危地馬拉、格魯吉亞、印尼和蒙古相當（每年3,000 - 3,500美元），而其中5億人口的年人均收入與印度、尼加拉瓜、烏茲別克斯坦、加納或尼日利亞相當（1,500 - 1,700美元）。中國整體人均GDP與多米尼加共和國、塞爾維亞、泰國或牙買加大致相當。在一個逾10億人生活在深度貧困之中的國家，試圖刺激經濟是不 可能的。經濟刺激政策只在產品可以向公眾出售的情況下才有效。但絕大多數中國人買不起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因此，經濟刺激無法促進這些產品的消費。同樣重要 的是，刺激需求從而使低效的工廠可以出售產品，這不僅會引發通脹，而且還是自殺性的。你所要做的是促進消費，而不是補貼低效。
因此，中國已經陷入兩難。如果繼續向瀕臨倒閉的企業積極放貸，得到的就是通貨膨脹。這會增加成本，削弱中國的出口競爭力，而中國出口貿易已經因為歐洲的衰 退和美國的疲軟而受到阻礙。允許企業破產會帶來失業，造成巨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中國一會兒通過監管非正式信貸並提高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來整頓信貸市場， 一會兒又通過取消貸款利率管制、增加中小企業貸款投放的方式放松信貸，搖擺於兩者之間，但這兩種政策都問題重重。
中國一直保持著依賴出口的戰略，而不考慮西方商業周期的影響，商業周期意味著會定期且大幅的需求收縮。中國的工業生產始終面向西方需求，當西方需求收縮時，其結果就是你現在看到的混亂局面。
中國經濟增長率也許可以達到7.4％，但我懷疑真正的數據究竟能不能接近於此。一些人估計增長率接近5％。且不論增長，保持利潤率的能力很少被考慮進去。 生產並銷售等於乃至低於成本價的產品仍然可以拉動GDP數字，但卻會暗中破壞金融體系。這種情況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日本，現在正在中國上演。
中國可以防止1997年發生在東亞的那種崩潰。人民幣是不可自由兌換的，所以不可能出現擠兌。畢竟，中國仍然是計劃經濟，仍然是共產主義領導。但經濟現實 的後果是無法避免的，而且越是將“清算日”往後拖延，最終恢復起來就越是艱難。清算日已經被推遲了太久太久，但只要還可以用貸款支撐瀕臨倒閉的企業，中國 就還是會繼續拖延下去。他們可以將其延續很長的時間。
中國的轉型
中國經濟不會徹底崩潰，就像日本或韓國經濟沒有徹底崩潰一樣。會發生的情況是，中國將因此轉型。鑒於沒有哪種選擇是不用畏懼的，中國將集中精力穩住社會和 政治後果，既要解決政治敏感群體的利益，又要利用其出色的安保機制來壓制和制止動亂。中國的經濟表現將會出現水平上的倒退，但是危機將得到避免，政治利益 得以保住。
關鍵是要清楚這麽一點，假如中國要解決自己的問題，就不得不面對不可接受的政治後果，那麽中國就會實體將經濟下滑延續下去。日本那“失落的十年”只失落在 西方投資者的眼中，西方人暗自將GDP增長率奉為所有指標之首，相應忽視了如人均GDP增長或充分就業等方面的成功。中國很可能將面臨一個密切專註於國內 同時經濟表現欠佳的漫長時期。過去30年的增長很難再復制了。
對於世界其他地區，受影響最明顯的將是諸如鐵礦石等工業大宗商品的生產者。它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奢望將會落空，大宗商品價格因此也無法達到預期。由於中國 經濟的下滑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價格下降已經有所體現。如澳大利亞就已經因為中國國情而受到嚴重打擊，正如其在二十年前受到日本國情的影響一樣。
當然，中國對美國國債和其他市場有大量投資。與普遍擔憂相反，這些資金將不會被收回。中國的問題不是缺資金，而且遣返這些資金只會加劇通貨膨脹。假如中國真能把這些錢用到好處，它一開始就不會到美國投資了。
中國的資本外流是其疾病的一個癥狀：由於中國匱乏投資架構，政府和私人資金便流到海外。中國政府試圖通過這種辦法限制中國的不穩定因素，而中國民營資金則在為躲避一場已在醞釀中的風暴而尋找避風港。
與備受擔心的資金遣返相反，美國將繼續成為中國現金流向的主要目的地。當歐洲仍在暈頭轉向的時候，只有美國既安全又大到足以給中國人提供足夠的安全感。正 如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的投資更多的是資本外逃而不是健康的投資偏好，中國投資者近年來的行為也是這種資本外逃的表現：錢尋找安全的避風港，不論回報。 這些資本支撐了美國市場，它們不會消失，其實還會有更多接踵而至。
國際秩序的重大轉變將表現在中國在該地區話語權的下降。中國在亞洲的軍力投射能力被大大高估。中國的地理條件限制了它將軍事力量部署到歐亞大陸的能力，這 樣做所需要的後勤實力遠遠超出中國的水平。與美國相比，中國海軍的實力仍然有限。因此，通過采取真正（而非口頭）軍事行動來抵消其內部經濟問題的想法是不 可能實現的。
中國有著切實存在的內部安全問題，光是這些問題就足以牽制住軍隊，後者仍然充當著國內安全部隊的角色，執行各種價值寥寥的任務。我們認為，最重要的轉變將是日本重新崛起成為東亞的一個經濟與政治強國，這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也是中國所不願看到的。
中國將繼續充當大國、繼續在經濟上扮演重要角色。受困並不等同於不再存在。中國將始終存在下去。但它將不再是低工資、高成長的世界中心。像走在它前面的日本一樣，中國將開始轉換角色。
在全球體系中，總是會有低工資、高增長的國家，因為發達工業國家需要消費低工資帶來的低價產品。成為這些商品的供應者是這些國家的重大機遇，也是阻礙。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取代中國，但中國的角色將被替代。這一進程中的下一步將是確定誰將成為中國的替代者。
本文作者喬治·弗裏德曼（George Friedman）系地緣政治情報公司Stratfor創始人兼主席。
對於中國經濟形勢正在經歷的重大轉變，我們早有預料並已探討多年，而時至今日，這才終於引起主流媒體的關註。有很多人問：中國何時會出現經濟危機。
對此我們的回答是，中國陷入危機已有一段時間——只是這一點並沒有在中國以外的地區得到廣泛認同，尤其是美國。危機在被意識到以前就已存在也是可能的。
而對危機存在這一點的被承認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因為只有當這時，大多數人才開始改變行為以應對危機。我們所探詢的問題是，中國的經濟危機何時才能成為一個普遍接受的事實，並進而帶來全球形勢的轉變。
兩周前，這一危機被以一種張揚的方式公之於眾。先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發表文章《中國模式遇上了大麻煩》（Hitting China’s Wall），他在文中寫道，“但現在信號非常明確：中國遇到了大麻煩。我們不是在說發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根本的問題。中國的整個商業運營方式，以及推動中國經濟30年來迅猛發展的經濟體制，都已經達到了極限。你可以說中國模式即將碰壁，而且是像長城那樣厚的墻壁，目前唯一的問題是這次碰撞會有多嚴重。”
之後，本·利維森（Ben Levisohn）在《巴倫周刊》（Barron’s）專欄中撰寫了題為《中國經濟狼煙升起》（Smoke Signals from China）的文章，他在其中寫道，“在經典災難片《火燒摩天樓》（The Towering Inferno）中，參加派對的人們沒有理會儲藏室的火災，因為他們以為火已被撲滅。投資者們在中國問題上是否正犯著同樣的錯誤？”
他在下文回答了他的設問：“三個月前，投資者們還在下重註賭中國決策者會向經濟體註入現金以刺激經濟增長，而如今的市場似乎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增長乏力已經是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新常態。”
《紐約時報》、《巴倫周刊》和高盛都兼具“通俗看法”（conventional wisdom）的“地震儀”和創造者兩個角色。因此，當這三家機構在幾周內相繼就中國經濟狀況發表評論、點評從“令人失望”到“近乎崩潰”不等時，這已經足以改變人們對中國的看法。現在的討論正在從“中國還需多久超越美國”的預測轉變成“中國崩潰將帶來何種後果”的擔憂。
中國之疑
我們對中國看法突然之間開始躋身流行觀點之列，不得不說有些讓人不適應。早在多年前，我們就首先註意到了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根本矛盾，當時大多數人都視中國為日本未能實現的那個奇跡；經歷被嘲笑“不理解正在發生的全球力量轉移”的日子，如今能有如此多所見略同之人，實在是令人欣慰。
近幾年中，對中國持懷疑態度的人群一直在壯大。但過去的幾個月中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已經從認為中國無所不能、相信沒有什麽是中國人無法辦到的，開始逐漸意識到中國模式已經不再奏效。
中國模式失效已有一段時日了。掩蓋增長乏力現實的表象之一是中國的統計數據，克魯格曼稱之為“虛構中的虛構”。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以這種 狀況，即便中國政府有這種意願去采集信息，那也會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任務。中國在每年1月的第三個星期就發布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並在第二年就 作出修訂），動作為何能如此之快，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但他們知道自己想讓世界對中國的增長有怎樣的一個認識，而世界也相信了他們的數據——由此，就有了 經濟增長的神話。
其實，中國的確出現過一個非凡的增長期。過去30年的增長令人咋舌，唯一的缺憾是，拜毛時代政策所賜，增長的起點實在太低。
一開始的增長相對容易——當時的情況實在很難再惡化到哪兒去了。不要誤解：中國經濟確確實實出現過快速增長。但盡管如此，基於消費水平來看經濟表現，克魯 格曼指出，中國的經濟規模還是比不上日本。根據中國的GDP“猜測”的復合效應，我們猜想它仍然落後於日本，但誰又知道個究竟呢？但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 說，在過去的30年裏，中國經濟的確出現了大幅增長，但它現在的增速已經遠遠不如當初。
中國經濟增長的激增建立在一個極度乏味的事實之上：中國的工資水平遠遠低於西方，中國人由此能夠以極低的成本生產某些特定類別的產品，而同樣的成本放在西 方是不可能實現的。中國圍繞這個事實建起了自己的商業模式，而西方企業則在中國建廠以利用這個工資差。由於在中國生產的很多產品都是工人們靠自己的工資所 無力購買的，於是中國的增長便建立在了出口之上。
要維持這種現狀，中國不得不無限期地將這種工資差維持下去。但它還有另一個重要政策：中國政府極為害怕失業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後果。這種恐懼無可厚非，但 它與中國的最大優勢——工資優勢——背道而馳。對失業問題的害怕導致中國的政策尤其強調失業的預防，哪怕企業效率低下也要維持其運營，這一點明顯體現在銀 行貸款政策上。中國還利用銀行貸款建設大量的基礎設施和商用及住宅物業。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政策在經濟體中制造了巨大的效率低下現象。在沒有經濟衰退的 情況下，低效實體也還可以繼續發展。經濟增長是可以做到的，但卻是無效益的增長。最終，經濟會在低效的拖累下止步。
通脹vs失業
隨著企業效率日漸低下，生產成本隨之上升，從而導致通貨膨脹。低效企業繼續獲得貸款以維持運營，使得通貨膨脹更為明顯。為維持經濟增長而進行的激進信貸促 進了貨幣供應的增加，而這又反過來加劇了低效現象。鑒於這種狀況已經累積多年，眼下中國經濟的效率低下程度已經令人咋舌。
第二點要記住的是中國鋪天蓋地的貧困現象，中國有9億人口的年人均收入與 危地馬拉、格魯吉亞、印尼和蒙古相當（每年3,000 - 3,500美元），而其中5億人口的年人均收入與印度、尼加拉瓜、烏茲別克斯坦、加納或尼日利亞相當（1,500 - 1,700美元）。中國整體人均GDP與多米尼加共和國、塞爾維亞、泰國或牙買加大致相當。在一個逾10億人生活在深度貧困之中的國家，試圖刺激經濟是不 可能的。經濟刺激政策只在產品可以向公眾出售的情況下才有效。但絕大多數中國人買不起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因此，經濟刺激無法促進這些產品的消費。同樣重要 的是，刺激需求從而使低效的工廠可以出售產品，這不僅會引發通脹，而且還是自殺性的。你所要做的是促進消費，而不是補貼低效。
因此，中國已經陷入兩難。如果繼續向瀕臨倒閉的企業積極放貸，得到的就是通貨膨脹。這會增加成本，削弱中國的出口競爭力，而中國出口貿易已經因為歐洲的衰 退和美國的疲軟而受到阻礙。允許企業破產會帶來失業，造成巨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中國一會兒通過監管非正式信貸並提高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來整頓信貸市場， 一會兒又通過取消貸款利率管制、增加中小企業貸款投放的方式放松信貸，搖擺於兩者之間，但這兩種政策都問題重重。
中國一直保持著依賴出口的戰略，而不考慮西方商業周期的影響，商業周期意味著會定期且大幅的需求收縮。中國的工業生產始終面向西方需求，當西方需求收縮時，其結果就是你現在看到的混亂局面。
中國經濟增長率也許可以達到7.4％，但我懷疑真正的數據究竟能不能接近於此。一些人估計增長率接近5％。且不論增長，保持利潤率的能力很少被考慮進去。 生產並銷售等於乃至低於成本價的產品仍然可以拉動GDP數字，但卻會暗中破壞金融體系。這種情況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日本，現在正在中國上演。
中國可以防止1997年發生在東亞的那種崩潰。人民幣是不可自由兌換的，所以不可能出現擠兌。畢竟，中國仍然是計劃經濟，仍然是共產主義領導。但經濟現實 的後果是無法避免的，而且越是將“清算日”往後拖延，最終恢復起來就越是艱難。清算日已經被推遲了太久太久，但只要還可以用貸款支撐瀕臨倒閉的企業，中國 就還是會繼續拖延下去。他們可以將其延續很長的時間。
中國的轉型
中國經濟不會徹底崩潰，就像日本或韓國經濟沒有徹底崩潰一樣。會發生的情況是，中國將因此轉型。鑒於沒有哪種選擇是不用畏懼的，中國將集中精力穩住社會和 政治後果，既要解決政治敏感群體的利益，又要利用其出色的安保機制來壓制和制止動亂。中國的經濟表現將會出現水平上的倒退，但是危機將得到避免，政治利益 得以保住。
關鍵是要清楚這麽一點，假如中國要解決自己的問題，就不得不面對不可接受的政治後果，那麽中國就會實體將經濟下滑延續下去。日本那“失落的十年”只失落在 西方投資者的眼中，西方人暗自將GDP增長率奉為所有指標之首，相應忽視了如人均GDP增長或充分就業等方面的成功。中國很可能將面臨一個密切專註於國內 同時經濟表現欠佳的漫長時期。過去30年的增長很難再復制了。
對於世界其他地區，受影響最明顯的將是諸如鐵礦石等工業大宗商品的生產者。它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奢望將會落空，大宗商品價格因此也無法達到預期。由於中國 經濟的下滑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價格下降已經有所體現。如澳大利亞就已經因為中國國情而受到嚴重打擊，正如其在二十年前受到日本國情的影響一樣。
當然，中國對美國國債和其他市場有大量投資。與普遍擔憂相反，這些資金將不會被收回。中國的問題不是缺資金，而且遣返這些資金只會加劇通貨膨脹。假如中國真能把這些錢用到好處，它一開始就不會到美國投資了。
中國的資本外流是其疾病的一個癥狀：由於中國匱乏投資架構，政府和私人資金便流到海外。中國政府試圖通過這種辦法限制中國的不穩定因素，而中國民營資金則在為躲避一場已在醞釀中的風暴而尋找避風港。
與備受擔心的資金遣返相反，美國將繼續成為中國現金流向的主要目的地。當歐洲仍在暈頭轉向的時候，只有美國既安全又大到足以給中國人提供足夠的安全感。正 如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的投資更多的是資本外逃而不是健康的投資偏好，中國投資者近年來的行為也是這種資本外逃的表現：錢尋找安全的避風港，不論回報。 這些資本支撐了美國市場，它們不會消失，其實還會有更多接踵而至。
國際秩序的重大轉變將表現在中國在該地區話語權的下降。中國在亞洲的軍力投射能力被大大高估。中國的地理條件限制了它將軍事力量部署到歐亞大陸的能力，這 樣做所需要的後勤實力遠遠超出中國的水平。與美國相比，中國海軍的實力仍然有限。因此，通過采取真正（而非口頭）軍事行動來抵消其內部經濟問題的想法是不 可能實現的。
中國有著切實存在的內部安全問題，光是這些問題就足以牽制住軍隊，後者仍然充當著國內安全部隊的角色，執行各種價值寥寥的任務。我們認為，最重要的轉變將是日本重新崛起成為東亞的一個經濟與政治強國，這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也是中國所不願看到的。
中國將繼續充當大國、繼續在經濟上扮演重要角色。受困並不等同於不再存在。中國將始終存在下去。但它將不再是低工資、高成長的世界中心。像走在它前面的日本一樣，中國將開始轉換角色。
在全球體系中，總是會有低工資、高增長的國家，因為發達工業國家需要消費低工資帶來的低價產品。成為這些商品的供應者是這些國家的重大機遇，也是阻礙。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取代中國，但中國的角色將被替代。這一進程中的下一步將是確定誰將成為中國的替代者。
本文作者喬治·弗裏德曼（George Friedman）系地緣政治情報公司Stratfor創始人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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